穿越时空的那些星

    这是我所知道得最浪漫的双人滑选手，很多年前电视上看到一个传记片，讲的是一对双人滑选手，可是我却觉得那是在讲述世上无比浪漫的爱情故事。看过他们的表演，你就会爱上他们，爱上他们互享凝视的眼神。这份爱情或许太美好了，美好到上天都不能让他多停留一些时候，当谢尔盖意外逝世，这个美丽的童话破碎了 。当我发现原来以为的传记片只不过是追忆片，那些美丽的影像，成为了永远的回忆。
  我忘不掉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忘不掉羞涩的少年抱着玫瑰花出现在女孩面前，忘不掉练习冰场上，少年对受伤不能练习的女孩说：“卡秋，想滑冰吗？”，在夕阳的余晖中，少年抱起女孩慢慢的滑行。那就是爱情慢慢开始的时刻，当女孩从少女变成成熟的女人，原来那个瘦小的身影仿佛脱甬的蝴蝶一般，变得那么成熟美丽，和她心爱的那个男人在冰上翩翩起舞，直至美丽的终结。谢尔盖的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戈迪耶娃无法滑冰，当她重返冰场，第一次表演时，那孤单的身影总在身边寻找着爱人的影子，那是与天国的爱人一起的冰舞，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现在的戈迪耶娃很幸福，因为她还有Daria ，他和谢尔盖的孩子，后来她与另一个冰上王子库里克结婚，并有了个二个孩子Liza。虽然很多人其实希望戈迪耶娃能继续着对谢尔盖的爱，希望这个悲情的爱情故事能感人至深，可是现实毕竟不是童话，活着的人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她延续着谢尔盖对花样滑冰的爱。祝福戈迪耶娃,祝福她和库里克。
  My Sergei是戈迪耶娃对谢尔盖的回忆录，也可以说是他们俩共同成长相爱的记忆，我不忍心，所以现在BLOG里只有谢尔盖离开前的回忆部分。

                             My Sergei
                             《前言》：
       一种新生活，一种我所不熟悉的生活正在向我走来。在我的爱人谢尔盖的葬礼两星期后，我回到了莫斯科，那时，我头一次有了这种感觉。我担心我的自我已经迷失在悲痛中。为了重新找回自我，我做了我能想到的惟一一件事，我最了解的一件事，也是从4岁起，我就接受训练去做的事。我滑冰。我来到冰场，来到谢尔盖和我所至爱的冰场。在那里，从那些正在接受训练的年轻滑冰运动员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美好的梦想和对未来的希望。我想，新的生命正在到来。
      此后不久，在1996年的除夕夜，我20岁的妹妹玛利娅的笑声、她的朋友们的笑声，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我的女儿，又使我有了那种感觉。笑是多么美好，即使是短暂的。
      特别是，只要我女儿达利娅在我身边，我总会感到新生命的躁动。不论我当时感觉如何，不论我的思绪飘到了哪里，我不得不向她微笑以作回答，因为她总在向我微笑。
    我有一张她父亲的照片，那时，他还远未成为夺得两奥运会双人滑冠军的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格林科夫。我很少当面叫他谢尔盖。我叫他谢廖什卡，柔和一些，或者谢廖沙，柔和而且更浪漫，在特殊场合我才这样叫他。这张照片是谢尔盖9岁时照的，他正在我们儿时受训的冰场上滑冰。达利娅长得很像当时的他。她现在4岁了，有着她父亲那令人惊异的蓝眼睛和他小时候一样的一头金发。像谢尔盖一样，她常常是笑容可掬。那笑容在我看来是如此美丽。是谢尔盖把笑声带到了我们家中，是他使我的生活充满了阳光。总是很严肃的他，教会了我如何使自己开心。他照顾我，却从来不说他在照顾我。即使现在他已经不在了，他还是把达利娅，他的一部分，留给了我，通过她来照顾我。
   我想让谢尔盖知道，我会永远好好照顾她。她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幸福的女孩儿。我保证让她知道她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心肠。这就是我现在写这部回忆录的原因之一。他那美好的音容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色，我要赶在那之前，写出回忆录。
 不久前，我听到某人问其朋友，如果你不得不再活一次，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我想过这个问题。对于我，我愿把生活倒着过一遍，明天会是昨天，后天会是前天，以此类推。我愿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因为现在，我对未来没有兴趣。也许我这样想是不健康的，因为有达利娅，我必须为她面向未来，但是我真的愿意以现在过的每一天来交换过去的任何一天。我希望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但是我知道，找回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种幸福是不可能的，不是难以置信地困难，而是不可能的，就像试图找回去年春天夜空中的彗星，而那颗彗星是一万七千年才经过地球一次。无论未来怎样，与我的谢尔盖在一起的日子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那些时光已经逝去了。
  于是我尽可能勇敢地走入未来，怀着对永不能再现的那段日子的期待。对于谢尔盖和我，每一件事都是自然而然的，几乎就是命中注定。首先是我们是滑冰的搭档，然后就成了朋友，然后就成了亲密的朋友，然后就成了恋人，然后是丈夫和妻子，然后是父母。在我生活的世界里，我可以做我最喜欢做的事，那就是滑冰。我最爱的男人一直在我身边。我美丽的父母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和叶莲娜．列沃夫娜只希望我能幸福。人们从未因我关心的那个人爱我而对我恶语相向，他们总是很友好。我从未仔细观察过周围的这个世界，从未想挑毛病。我只在意谢尔盖。
上帝却在他28岁时，把他带走了。1995年11月20日，当他像往常一样在平湖上训练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离开了人间。我失去了丈夫、最好的朋友、我女儿的父亲。我失去了我最喜欢做的事，因为现在我没有了滑冰搭档。上帝只给我留下了达利娅。他像是以此告诉我：重新开始你的生活，叶卡捷琳娜。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周围的世界，过一种不太走运的生活。这就是我现在所做的。我正在品尝生活中的失望。
玛利娜．苏耶娃一直是谢尔盖和我的动作设计师。谢尔盖死后，她对我讲了一些我不明白的话，或者也许我明白，只是不能相信。她说她并不为我感到遗憾。
她这样说，或许是因为我的生活是如此美丽，没有人能指望过我和谢尔盖在一起时的那样美的生活。也许她肯定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从未想过人能经受住这么多。我不曾想像人们能够如此坚强而有毅力。人能够经受住任何痛苦。但语言却是可以痛彻心肺的，语言可以造成永难愈合的伤痛。的确如此。然而，语言也可以使幸福地久天长。
  我总觉得谢尔盖比我更高一筹。他比我坚强，比我聪明，比我更沉稳，他总能保护我。现在他走了，我觉得脆弱，不安全，这种感觉我从未有过。我不敢相信人。我害怕说话，我怕我会伤害别人的情感，或者别人所说的会伤害我。我从来没有过这些担心。我发现我对人们的动机难以确定。
我以前一直认为我是勇敢的，我总是第一个从高处跳入水中。现在就好像25年我第一次离开家，就好像从前我是生活在童话里，现在则被抛入了原始森林。
  童话，这就是和谢尔盖在一起的生活。他是那么诚实、镇定，而且坚强。谢尔盖首先是一个男人，然后才是一个滑冰运动员。不像我，首先是一个滑冰运动员，然后才是一个女人，然后才是一个母亲。我但愿我不是那样的。我希望我为谢尔盖和我的女儿保留了更多的力量。我努力去学谢尔盖的样子。他是那样一位好父亲和温柔的丈夫，坚强又不失体贴。我却把过多的心思，过多的情感用在了冰场上，总是这样。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我已经开始把谢尔盖想做的事列出清单。
他想让达利娅学空手道。
他想在1998年长野奥运会上滑冰。在利勒哈默尔，尽管我们赢得了第二块奥运金牌，但他出现了一次小失误，那是他比赛时的惟一一次失误，惟一的一次。他总是叫人很放心。那次失误，是因为他为我担心。他想再赛一次，以从他脑海中洗刷掉那惟一的瑕疵。他有此想法一年多后才向我提及。第三次参加奥运会。我认为我无法再次承受奥运会的压力，但我不能说不，因为我从他眼中看到了希望。
谢尔盖想以整个大世界为我们的家园。他喜欢去我们到过的地方，喜欢学习地理，他希望能带达利娅去这些地方。
他希望他的姐姐纳塔利娅能来看我们。他想让纳塔利娅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学英语。不会说英语令谢尔盖感到很遗憾，尽管他能听得很明白。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不能说得正确无误，他是羞于启齿的。在莫斯科，家教很昂贵，但谢尔盖说，不论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为斯韦特兰娜出这笔费用。她13岁了，他认为这正是学习的好年龄。
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搬到爱达荷州去，搬到太阳谷。我们在那儿滑过几次冰，都很喜欢那个地方。谢尔盖喜欢滑雪。我爱高山。我们爱那里的自然、森林、美丽的星空、野生的动植物和广袤的大地。那是一个家园之梦。
他想开车带着我去欧洲旅行，或者乘坐最好的火车。他想在每一个城市都停下来，参观那里的教堂和博物馆。他想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午餐时有葡萄酒相伴，累了就足足地睡个午觉。他想和我手拉着手在林阴大道上散步，不必顾及任何安排，不必为表演而滑冰，不必为比赛而训练，这些已占据了我们生活中太多的时间。不再走马观花。我们已经说过很多遍要来一次这种旅行了。
我将留着这张清单，当我想到其他事时，再往上补充。除了滑冰，谢尔盖还有这么多事想做。
  《童年》：
  回首往昔，我发现我是过于一帆风顺了，从未有过悲伤的经历。甚至在遇到谢尔盖以前，我也是个幸福的孩子，天真烂漫，身体健康，人们都爱我。
我的父亲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是著名的梅西耶夫民间舞蹈团的演员。这个舞蹈团曾在世界各地演出。他有着强壮的双腿和像芭蕾舞演员那样的长脖子，腹部极其平坦。他做每一件事都很迅速，在家里也总是风风火火。我记得父亲跳舞时，高高跳起，双腿抬及下巴的高度，利剑从他身下一闪而过，一连跳上14、15、16次。有时他跳俄罗斯民间舞时，蹲下踢腿，左边，右边，左边，右边，身手十分敏捷。
  父亲想让我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这是他的梦想，可我却成了一名滑冰运动员，令他很失望。他有着灰蓝色的眼睛，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样。他还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可他做事却极严格认真，好像那张和善的脸与他嘴里说出的话并不相配。
   他是在舞蹈课上遇到我母亲叶莲娜．列沃夫娜的，那时她14岁。她19岁时，他们结婚了，20岁时，生下了我。母亲是一位可爱的女人，对孩子关心备至，这世上我最佩服的就是她，无私、慷慨，年轻时很美。她身高5．6英尺，腰身纤细，女人味十足。走路像个芭蕾舞演员，双脚呈一条直线。她的头发是棕色的，和我的一样，而且如波浪起伏。她的指甲看上去很健康，染成了红色。她每天都化妆，我曾经看她化妆看得入迷。她对妹妹玛利娅和我总是很温柔，常常微笑，不像父亲。
  母亲是苏联塔斯社的无线电报务员。她以她的工作为荣，每月挣250卢布，比父亲挣得多。她去上班时喜欢打扮得漂亮一些，总穿高跟鞋和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漂亮衣服。她的装束使她在苏联妇女中十分惹眼。她也因公出差。我11岁时，母亲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6个月，第二年在西德的波恩工作了12个月。即使她在莫斯科工作，工作时间也很长而且不固定，早晨8点到晚上8点；第二天又是从晚上8点到早晨8点。
不过我们不必为日托或保姆而担心。姥姥莉迪娅．费多谢耶娃负责照顾我和妹妹。我们管她叫巴布什卡。她在我的生活中是一个重要人物。她个子矮小，有些胖，走路却很灵活而且充满活力。
12岁时，我和其他小运动员一起去黑海训练。我们的分工是男孩子们负责箱包，女孩子们负责网球拍。下飞机时，我拿着这些男孩子们的网球拍，可一个男孩儿却把我的箱子落在了莫斯科机场。我气得真想杀了他。于是我打电话回家，让家人把我的箱子寄来。
   姥姥去机场拿到了箱子，但她不放心用飞机托运，就乘夜里的火车来到了500英里以外的克拉斯诺达尔，又乘汽车来到了训练基地。门口的警卫打电话告诉我箱子到了。我去取箱子，一看到姥姥差点哭出来。“巴布什卡，你来这儿干什么？”我问。
她说她给我带来了箱子。她只呆了几个小时，就去汽车站了，然后坐夜里的火车回到了莫斯科。
  姥姥的头发总是剪得短而整齐。她19岁时，头发就全变白了，像纸似的。从那以后，她就经常去理发店。她的脸庞俊美，声音柔和舒缓。我喜欢听她在晚上给我和妹妹读书。我最爱听格林童话里那些非常非常吓人的童话。饭大多是姥姥做，我喜欢在厨房里给她帮忙。她教我纺织缝纫，我11岁以前的滑冰服都是她做的。她还教我怎样把蛋黄从鸡蛋里吸出来，用蛋壳做复活节的装饰物。那是我们家最喜欢的节日之一。从前，在复活节前几星期，姥姥常常拿一个盘子，装满土，然后在土里种上草。她浇水，照顾它，直到草长出来。复活节早晨，我们就把彩蛋藏在草里，让妹妹玛利娅来找。
  姥爷也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叫列夫．法罗西耶夫，我叫他嘉卡，那是姥爷的爱称。二战时，他是坦克部队的上校。这一显赫的地位使我们的生活虽称不上奢华，按照苏联的标准倒也算得上舒适。他在莫斯科的红军学院教坦克战，上班时总穿着军装，冬天再穿一件暖和的灰色外衣，毛皮的大帽子，硬邦邦的皮靴。我总觉得他的军装闻起来怪怪的，刺鼻而且有股霉味，所以他一到家就把军装脱下来，然后细嚼慢咽地吃上一顿美餐，再来一两杯白兰地酒。
他管我叫卡特琳，除了他没人这样叫我。他是一个平和而安详的人，非常爱我和妹妹，常常让我和玛利娅玩他在战争期间得到的奖章。我们也喜欢看他的书。我记得我翻过他的历史书和地理书，书很旧，里面都是著名战役的地图，比我们的童话书有意思多了。
我们住在加里宁大街的一座20层的楼里，就在召开议会的俄罗斯白宫附近。我们住11层的一个五室套房里。 
  的位置很好，可以欣赏莫斯科河。以前，我们常常在阳台上观看士兵列队经过 
向红场前进。这里也是观看节日焰火的好地方，人们是有意让那些焰火落入河中的。1980年奥会的火炬也是在我们这条街上交接的。我记得那时我9岁，就是在阳台上看的仪式。
就我所知，我是这世上最幸运的女孩儿了，什么都不缺。就像大多数孩子一样，我从来不多想我的天地以外的事。无论是从电视上，还是在学校里，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美国有什么不好，从来不曾害怕有人会向我们投炸弹，从来不曾担心美国和苏联会交战。那更像是：我们是最幸福的国家，我们是最伟大的国度。14岁，我才开始知道了一点政治，那时，我才明白，或者说开始明白，政府告诉你的事并不一定是真的。
   以前父母每年夏天都要在黑海度假一个月。不知道为什么，我讨厌游泳，一直就讨厌游泳。我可不是什么游泳健将。母亲告诉我，小时候我惟一一次大发脾气就是因为我有件事没做好。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的滑冰生涯正是从一次黑海之旅开始的。
  有一次在旅途中，父母遇到了一位中央红军俱乐部的滑冰运动员。这个俱乐部以其首字缩写CSKA而闻名，我们念作“谢斯卡”。在苏联，军队也像许多工会组织，如汽车制造商、农具制造商、煤矿工人和钢铁工人那样赞助全国的体育俱乐部，其中最大也最权威的一个就是中央红军俱乐部。苏联有成百上千个体育俱乐部，这些俱乐部都是非常职业化的，有最好的教练和设备，培养出了很多杰出的体育人才，使苏联成为了一个世界体育强国。
这些俱乐部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就是发现具有资质的孩子，给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使他们能够充分发挥其潜力。选拔赛分年龄段举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即使父母与军队没有关系，你也可加入中央红军俱乐部。如果你的孩子被选中，就可以免费进入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是与莫斯科的一所体育学校联合组织的，学校向年轻运动员们提供教育。能够加入任何一个体育俱乐部都是一种荣誉，尤其是中央红军俱乐部。苏联公民很少有机会旅行和看世界，体育却是这少有的机会之一。此外，杰出的运动员可以获得许多普通公民得不到的特权，比如说很难找到的莫斯科的公寓、汽车，以及相对丰厚的月薪。
   这个滑冰运动员知道我父亲的舞蹈团，他建议我父母9月份带我去军队俱乐部的冰场参加选拔。我当时只有4岁，学芭蕾舞还太小，就是参加滑冰选拔也还太小。但是这个朋友向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官员们撒了个谎，说我5岁了，这样我就可以参加比赛了。我很瘦小，对女滑冰运动员来说，这是一个优势，他们马上就接受了我。
当时在莫斯科很难找到适合我穿的小冰鞋，我穿着母亲所能找到的最小号的冰鞋，里面还要再穿几双袜子。第一年，我每星期滑两次冰，5岁时，就增加到每星期4次。这对于我只是一种活动，锻炼身体。在我13岁与谢尔盖一起赢得了世界少年锦标赛冠军前，母亲从不相信我作为滑冰运动员能有什么出息。她只是想让我成为一个普通的孩子，而且不论我做什么，她都认为很了不起。我从未梦想过奥运会奖牌，或是像父母那样周游世界。我不擅长在冰上跳跃，我只是喜欢滑冰。
但是，中央红军俱乐部有着培养滑冰冠军的悠久历史，教练们知道如何使一个小孩子将来获得成功。我们每周在冰场外做3次练习－－腹部运动，跳跃，腿部运动－－此外，每周还有3天学芭蕾，我非常喜欢。我们学习如何站立，如何控制头、手和胳膊。在我们训练的冰场上有面镜子，和冰场一样长，以供我们随时检查姿势。在我们班，我总是最小的一个。
母亲说我小时候很乖，从不捣蛋，非常遵守纪律。我们训练时，为了能在早晨7点赶到冰场，我必须得在5点半或6点起床。有时父母不愿开车送我去做早练习，我就会蹒跚着走进去，叫醒他们，坚持说：“我不能误课，那是我的工作。”
我的这一性格来自父亲。他对我很严格、苛刻。如果我的头发没有编起来，或者衬衫没有掖好，或者房间不整齐；如果我的姿势不对，或者脸不干净，或者饭没有吃，他都会发火。
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时总感到紧张。4岁时，他就要求我会看表。我妈总说：“没关系，她很快就会学会的。”她总是很同情我，也许是因为我太瘦小了。父亲却只是一味地催促我。我很怕他。如果他来帮我做作业，我的脑子就什么也吸收不进去，因为我只顾担心出错了。他总要求我头脑和行动都很快，马上就说出答案。我是那么僵硬、惊恐，我做不到。他要求我的作业做得完美无缺，不能出任何错误。如果我没有做好，他就会让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直到不仅正确，而且干净整齐。我常常要把做错的作业重做，如果漏掉一处错误，就得把全部作业再做一遍。
   回首那段日子，现在我明白了他是教我要力求完美。有时我觉得他做得过分了。但只要听到我说“我想第一个完成”，或者“我想成为最棒的”，父亲就会由衷地感到高兴。
    在内心深处，父亲其实是很和善的。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父亲的眼睛是慈善的。有时在我睡觉前，他会来到我屋里说：“卡嘉，对不起，我对你太严格了。”如果我病了，他常常会很生气，说那是我的错，因为我穿的衣服不够暖和。在他面前，我甚至不敢咳嗽。但在晚上，他会来到我房里，给我药吃，或者把酒涂在我的胸前，为他发脾气向我道歉。
  他解释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对自己也很严格。他去服兵役前，就已经是个舞蹈演员了。每天晚上，他完成全天的军事训练后，就去看芭蕾，做练习，坚持锻炼。他对我说，你必须要超额完成。如果你的教练让你跳5次，你就得跳8次。如果其他人都做一遍，你就得做两遍。
   现在当我看见父亲和我女儿达利娅在一起时，我不敢相信他就是原先那个他。他是那么耐心，为一件事，肯花几个小时向她解释。如果他让她把玩具收拾整齐，就会帮她一起干。在我记忆里，父亲可没帮我整理过玩具。达利娅还小的时候，他会拿着奶瓶喂她，只要不累就一直抱着她。现在他成了姥爷，变得和以前完全不同了。他的体形也变了，也许这两者之间有某种联系。

                               《学生时代》
    我上了一所体育学校。这所学校不仅招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孩子们，也对莫斯科其他体育俱乐部的孩子们开放。除了常规课程，每人还要接受一种体育项目的训练。我的一个同学就是冰球运动员巴维尔．布列，他现在在温哥华加拿大队。俄罗斯的小学是十年制，7岁入学，16岁毕业。我们都穿校服。一年级到八年级，女孩儿的校服是棕色的，外加黑色罩裙。节日时，则穿白色罩裙。我们带一个白色花边领，可以拆下来洗，因为衣领必须干净。九、十年级，校服则是海军蓝裙子和上衣，里面可穿任何颜色的衣服。男孩子则一直穿海军蓝裤子和上衣。 我们还戴胸章。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星形的胸章，上面有列宁年轻时的相片。四年级到八年级，我们戴红领巾，表示我们是少先队员，这是一个类似童子军的组织。它教我们要尊敬上者，做一个好公民，要爱国等等。  九、十年级时，我们还在衬衫上戴一个红旗形胸章，上面有列宁老年时的相片。这意味着我们成了共青团员，是致力于建设祖国的坚强的年轻人。然后我们就毕业了，每个人都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共产党员，这是一种极高的荣誉。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员。在苏联，共产党员被认为是最好的公民。  9月到次年5月是上学的日子。10岁以前，我在夏天不必练滑冰。假期里我最喜欢去我们的达恰－－那是夏季别墅，就在莫斯科以北，有一小时的路程。我们与另一个家庭共用这所别墅。我们那部分有一间客厅、一个小厨房和三间卧室。别墅在靠近森林的一个村庄里，3英里外有一条河，父亲常去那里游泳。这条河的大部分地方都比较浅，我可以在河里玩水。  我喜欢整天都在外面玩。莫斯科至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的铁路线距我们的别墅只有1英里远，每天要有5趟列车呼啸而过。我们要么在轨道上玩，要么坐在旁边的山坡上，朝路过的火车扔石子。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打仗。我们搭了一个隐蔽的小屋，我假装是护士，等着受作的士兵。我会给他们包扎，然后再让他们回到前线。父亲想让我利用这段时间，做体操或跑步，加强我的身体素质，可我只想着玩。就像我说过的，那时候，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我喜欢做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比如绘画，做手工艺品，玩娃娃。在别墅，我有时会给妹妹编些舞蹈或小品，还起个很大的名字，如《最后的音乐会》或者《伯拉提诺》，后者是俄罗斯的童话，与匹诺曹相似。然后我们就邀请邻居们来看我们的演出。   恐怕当初我给妹妹排戏时也很严厉的，就像父亲对我那样。玛利娅是个漂亮而且文静的女孩儿。她小时候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圆脸蛋，白皮肤，梳着刘海，看上去有点像男孩儿。我要求她在表演时做一些芭蕾动作，尽管她比我小4岁，而且从未学过芭蕾。“这么说，你做不了这个？”我会骄傲地说，一边向她展示脚尖地旋转。我非常霸道而且苛刻。   在别墅，我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和姥爷一起采野蘑菇。他热爱森林，我们采蘑菇时所去的任何地方他都给起了名字，比如“河对岸的森林”，或者“大森林”或者“狗之路”。不同的季节这些地方长着不同的蘑菇。有一片针叶林，长白蘑菇；还有一片白桦林，长金黄色的蘑菇。9月和10月是采蘑菇的好时节，但在6月，你却能找到最大的蘑菇，比最大的西红柿还要大。   姥爷会在早晨6点把我叫醒。我的父母还在睡觉，因为他们来别墅是为了休息，最不愿意早晨起来采蘑菇。有时他们会一直睡到中午。姥爷说最好早些去，赶在其他采蘑菇的人之前。在俄罗斯，采蘑菇很普遍。但若我们去晚了，他就会说别担心，我们的蘑菇会藏起来，直到我们来了才出来。他说得对，因为我们总能找到蘑菇。   俄罗斯人一直把蘑菇视为神秘之物。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蘑菇一旦被人看到，就会停止生长。采蘑菇时，姥爷不让我带篮子，因为，如果蘑菇看到你拿着篮子，它们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就会藏起来，不让你看到它们的脸，等着你走过去。我们也不带刀子。想想看，在蘑菇看来你是个什么样子，拿着篮子和可怕的刀子在森林中潜行，太吓人了。   姥爷把一个塑料袋藏在我的裤腿里，他的兜里也装一个，这样蘑菇就会让我们靠近。我们一直走到了白桦林的深处。我得尽量跟上他的大步子，否则下次他就不带我来了。  看到我们拿着装满蘑菇的塑料袋回家，所有人都会兴奋起来，因为姥姥会用我们采的蘑菇做顿美餐。我们认真地把蘑菇洗干净，用刷子刷两遍，然后姥姥就开始做饭了。她把蘑菇切好，与洋葱、鸡蛋、香料拌在一起，做成小馅饼，在黄油里炸；或者做成蘑菇汤；或者腌起来。我喜欢吃腌的，姥姥有时会给我腌整整一坛子，都是最小的蘑菇，因为我也是最小的。不过，我讨厌喝蘑菇汤。我更喜欢和姥爷采蘑菇，而不是吃蘑菇。 姥爷不带我去钓鱼。他给我做了一个特殊的钓竿，很小，给他自己则做了一个大钓竿。我们先到一些脏地方找虫子，当然这不太文雅，现在我大概不会那么做了。但我10岁、11岁的时候，可喜欢把虫子放在钩上了。红色的虫子，很难看，越大越好。我们用虫子来钓鲤鱼。父亲有时候会去抓鳗鱼。夜里他到河边用灯照着河水，当鳗鱼朝光柱游来时，他就用矛来叉鱼。他把鳗鱼带回家，我就帮他一起用赤杨木熏鱼。非常非常好吃。所以，你看，这是一个美好的童年，有着许多幸福的回忆。  我当时是练单人滑－－女孩子11岁时，俱乐部才给她们找搭档。父母从来不去看我练习，这令我很骄傲。很多父母都去看他们的孩子训练。我真为那些运动员遗憾。这些孩子长大后滑冰时，每做完一套节目，第一件事就是看教练，然后就是看父母。  父亲经常询问我练习的情况，每天都问。这就是我总想做好的原因。我不能对他撒谎。如果哪天我做得不好，我就告诉他我做得不好，他就会表示不满。我常希望练习后会是姥姥来接我，而不是父亲。她知道这一点，尽管不得不倒两次公共汽车，还要坐地铁，她总是尽量来接我。但还是父亲开车来接我的次数多。如果我说那天成绩平平，可就太糟了。这绝对是个错误的回答。如果我说练得还可以，他就会说：“告诉我怎么还可以？”他想知道我做的每一次跳跃，以及我认为为什么会失误。每天晚上我都要接受检查。  在军队俱乐部，如果滑冰运动员这一年中没有足够的进步，就别想在体育学校升级。为了让您能明白这有多难，我可以告诉您，当我开始在中央红军俱乐部滑冰时，班上大约有40个孩子，毕业时，只剩下了5个男孩儿和5个女孩儿。  俱乐部每年都有一次年终比赛，就像期末考试。我的弹跳不太有力，所以单人滑的成绩总是不太好。在这种比赛中，我取得的最好成绩是第三名，最差的一次大概是第六名。我9岁时，有一次父亲来看比赛，比赛是在早晨7点举行。父亲的到来使我非常紧张。穿滑冰服时，我不知怎的把头发来到了拉链里。我开始滑冰，却无法转动头部，因为马尾辫的辫梢卡在了拉链里。最后我只好停下来去见裁判。裁判让我把头发拿出来，重新开始。比赛后，父亲的脸拉得老长，眉头拧成了疙瘩。此后很长时间他都不再去看我比赛，直到我开始练双人滑。父亲仍然期望我能成为一个芭蕾舞演员。10岁时，他让我去考莫斯科的中央芭蕾舞学校。我去考了，只因为他想让我去。我就是这么乖。但凭良心说，我没有尽力。我是跟我的朋友奥克萨娜．科瓦尔一起去的，她也是个滑冰运动员，比我高出一头。她通过了考试，我却没有，因为我不够高。奥克萨娜现在是一个芭蕾舞演员了，如果她当初没有通过考试， 和谢尔盖滑冰的可能就是她。这就是命。
    我没通过考试令父亲很失望、焦虑，母亲却稍稍放下了心。她知道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芭蕾舞演员有多难，而且被选中后失败又是多么容易。至于我，根本就不在乎，因为一个滑冰教练对我说：“不要担心这次考试。你会成为一个杰出的双人滑运动员。”他跟我父亲也谈过了，并向他保证给我找一个好搭档，而且在滑冰方面我会大有发展。但父亲还是不高兴。我从来不能令他高兴。也许只有在奥运会上他对我的表现不算满意。（待续……）                          《谢尔盖》： 11岁那年的春天，我和朋友奥克萨娜．科瓦尔被邀请去大冰场滑冰。那里是练习双人滑和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们滑冰的地方，谢尔盖就在其中。教练让我们去那儿滑冰，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我们知道这可不是那么简单。只有我们俩被挑中了，为此我们十分骄傲。当我们绕场溜冰时，从其他运动员的交谈中得知，他们是在为谢尔盖挑选搭挡。 那年夏天，奥克萨娜．科瓦尔去上芭蕾学校了。当我在秋季返回冰场时，双人滑教练弗拉基米尔．扎哈罗夫叫我早些去练习，他已为我选了一个搭挡。我非常兴奋，因为我知道是谢尔盖。 我从未跟他说过话。我记得见过他和其他大男孩儿一起滑冰，在学校里也见过，他长得修长而英俊。但是谢尔盖比我大那么多－－4岁，在那个年龄，这像是大了一辈－－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们会一起滑冰。在学校，谢尔盖之所以会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他不像其他男孩子那样总穿强制性的蓝校服。不过他并不邋遢。他有时穿一条宽松的裤子、一件夹克，也许还会戴一条当时流行的黑皮小领带。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用肩包来装书，他喜欢用手提包，很有派头，与众不同。他5岁起就在军队俱乐部里滑冰了。他的单人滑不错，只是弹跳不太好，所以他们让他试试双人滑。有人怀疑他是否有足够的上身力量，扎哈罗夫也不能肯定。我们开始练习时，谢尔盖的胳膊很细，好在我个头小。不过一旦体重开始增加，他很快就强壮起来。我有几张夏天他在伊西库尔训练时的照片，他是那么美，上身已经开始发育。不过那时候我对此视而不见，没注意到。我只把他当做一个合作者。
   谢尔盖总是很文静而且羞怯，不喜欢讲他自己的事。去年夏天，在他去世前几个月，我对他说：“谢廖什卡，我一定是老了，你知道老年人总是回忆他们的童年，我越来越经常地想起我的童年。”  他对我说：“别担心，卡秋。我也是。我给你讲讲我自己的几件事吧。”卡秋是他闲聊时对我的称呼。只有在严肃的时候，他才称我为卡嘉。“卡嘉，我们今天必须得交税。”当他想称我为他可爱的、浪漫的妻子时，就叫我卡秋莎，非常轻柔。  他以前很少提起他的童年。当然我知道他的父母－－米哈伊尔．孔德拉季耶给奇．格林科夫和安娜．菲利波夫娜－－都在莫斯科当警察。没有任何艺术背景的警察的儿子居然能成为花样滑冰运动员，但在70年代，花样滑冰在莫斯科非常流行。这是一项新兴的、正在发展的运动，很多人都感到新鲜，电视上又经常播放，因此许多孩子都想试一试。而家长们无疑会鼓励他们的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任何一种体育运动。

                                                        《点滴殷勤》：1986年夏季，亚历山大．法捷耶夫、安娜．孔德拉晓娃和玛利娜．苏耶娃写信给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官员，要求撤免朱克总教练的职务。他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容忍了，整天喝酒，不去训练，对男孩子们越来越粗暴。他不适合做任何人的教练，不论年龄大小。他们让我也签字，我就签了。父亲得知后很生气。他对我说：“这不是你的主意。为什么你不能自己想问题？做出你自己的决定，而不是让别人来影响你。”有一点他说对了。我是双子星座的。这个星座的就是一天这么想，第二天又是那么想。我太易受别人观点的影响。但在朱克这件事上不是这样。我越来越讨厌这个人。父亲却认为朱克是个了不起的教练，把他当做俄罗斯花样滑冰之父，就像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俄罗斯冰球之父阿纳托里．塔拉索夫一样。即便朱克有酿酒的毛病，父亲相信也是可以解决的。 谢尔盖却已下定决心。那年夏天，他和我父亲谈了几次，只说了几句话。他说他必须换教练，任何条件都不能使他再接受朱克的训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街上偶然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两人都很严肃。谢尔盖对我父亲说：“她将与我滑冰，我来决定我们的教练是谁。”谢尔盖从来没对我说过：“别担心，我会照顾你。”但我觉得他是在照顾我。 因为准备不够充分，我们在加拿大滑冰比赛上得了第二名。从那以后，父亲的态度开始改变了。8月的一个周末，我非常想去别墅和姥爷一起采磨菇。由于训练时间不固定，我得先向朱克请假。朱克说：“好吧，卡嘉，但你还是要先来这儿，我们听一下新节目的配乐，只一两个小时，然后你就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先去训练，在冰场一呆就是一整天，没时间去别墅了。我难过极了，一看到父亲，眼泪就禁不住流下来。这时，父亲终于说，够了。 撤消朱克的职务对整个军队俱乐部来说都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朱克是一名上校。全世界的军队都想保护他们自己的人。负责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将军终于决定让朱克保留总教练的头衔，但由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来做我们的教练，和我们一起旅行，在其他方面也由他全权负责。列昂诺维奇曾在1982年的欧洲锦标赛上与他的搭档玛利娜．别斯托娃赢得了双人滑的银牌。我们在中央红军俱乐部的同一块冰场上训练了一年，我总叫他斯塔斯。现在他成了我们的教练，我开始称他名字的前两部分－－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这样更正式，更尊重。他是个好人，长着一张有趣的脸，鼻子很漂亮，就像是鸭鼻子，看着他，我就想笑。尽管谢尔盖和我很高兴摆脱了朱克，父亲却担心列昂诺维奇不够严格，当不好我们的教练。他认为列昂诺维奇经验不足。 但在列昂诺维奇的训练下，一切都变了，滑冰重新变得有意思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玛利娜请回来为我们编排节目。玛利娜重新起用了以杜克．埃林顿的音乐做背景的那套节目，就是她1985年编排，朱克认为太难，没让我们滑的那一套。那年，我们以这套节目作为自由滑节目。 这套节目有很多舞蹈和脚上的动作，比我们以前滑的任何一套都更有意思。其他运动员都嫉妒玛利娜、列昂诺维奇、谢尔盖和我，因为我们在冰场上是那么融洽，总是那么高兴，总在笑。谢尔盖仍然有时会逃练习，列昂诺维奇从来不大声责备他。他并不生气，只是说：“你知道吗，由于你没来，玛利娜、卡特琳娜和我昨天无法工作？”列昂诺维奇总叫我卡特琳娜－－只有他这样叫－－他认为这样可以使我感觉大一些。他会说：“这并不只是你一个人的事，谢尔盖。”明白了这一点，谢尔盖就再也不逃练习了。更确切地说，他是不再独自逃练习了，因为我们长大后，他有时会叫我和他一起逃练习，去伏尔加河钓鱼或滑冰。他从未忘记生活并不仅仅是在冰场上。 那一赛季我们头一次赢得了全国冠军，然后就去参加在萨拉热窝举办的1987年欧洲锦标赛。那年夏天我们学了一个非常难的动作，叫做劈叉快速旋转四周跳。谢尔盖先把我抛到空中，我做一个劈叉，再并腿，转体四周，被谢尔盖接住。我们是惟一做这个动作的选手，非常累人－－不是难，而是累人，真的。当我做这一动作时，苏联医生为我测试了脉搏，一分钟跳200多下。我必须快速旋转。有一次，我的胳膊肘打到了谢尔盖的眉骨，几秒钟后，他的眼睛就肿得睁不开了，第二天就成了青紫色，很吓人。  谢尔盖20岁生日那天，是欧洲锦标赛长节目的比赛。由于一件不幸的偶然事故，我们怎么也忘不了那一天。第一分钟，我们就成功地完成了劈叉快速旋转四周跳，但是，就连做电视评论的斯科特．汉密尔顿也错误地把它当成了三周跳。大部分裁判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就是我们在参加卡尔加里奥运会前放弃这个基本动作的原因之一：这个动作是如此耗费体能，却又不能为我们增加多少分数。就在这时，谢尔盖裤脚的松紧带不知怎么断了。  松紧带在谢尔盖的脚腕边挂着。这本没什么危险，因为松紧带向后翘起，并没有拖在地上。但是美国裁判本．赖特担心谢尔盖会绊倒，开始吹哨。  我们听到了哨声，却不知道那是让我们停下来。而且快要做后内结环三周跳了，我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动作上。当我平稳落冰时，所有的难动作都已做完，我们自然想继续做下去。朱克总对我们说，不管周围发生什么，都要接着滑，只听教练的命令。赖特让技术员关掉了我们的音乐。整个冰场只有我们在滑冰，周围一片寂静，感觉很怪。我们朝列昂诺维奇看去，他没有做任何手势让我们停下来。“接着滑？”我问谢尔盖。“是的，接着滑。”他很快地说。尽管没有伴奏音乐，我们继续做着动作，由于必须全神贯注，十分累人。但我们滑得不错，没有失误。在我们结束前很久，观众就开始鼓掌了。比赛后，我们疲惫极了，而且很糊涂。  裁判被告知不要给我们打分。俄罗斯的裁判告诉列昂诺维奇，我们可以先休息一会儿，等另外两对选手出场后再滑一次。但谢尔盖和我都不想再滑了，我们认为我们不会比刚才滑得好。我们不知道如果不再滑一次，就会被取消资格。另外两对选手出场后，列昂诺维奇来问我们是否准备好了，我们说没有。我们都筋疲力尽了。他应该再劝劝我们，但列昂诺维奇从不强人所难。谢尔盖只是不想再滑一次，我也不想。我们被取消了欧洲锦标赛的资格。  这是列昂诺维奇经验不足的一个标志。首先，当哨声响起时，他应该让我们停下来。其次，既然知道在发生这样一起不幸事故后，裁判肯定会对前世界锦标赛冠军手下留情，他就应坚持让我们再试一次，不管我们有多累。这个错误我们三人都有责任。我们为1987年辛辛那提世界锦标赛做准备时，仍然忿忿不平。 赖特也参加了1987年的世界锦标赛，他还为上次所发生的事向我们道歉。我们说我们也很遗憾，但并不怪他。在辛辛那提，我们还是做的那套自由滑节目，这次有音乐伴奏，我们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事实上，在我们的所有比赛中，1987年世界锦标赛是我们滑得最好的一次。我们成功地保住了冠军的头衔。这次比赛结束后，我也不再想哭了。 之后，我们随宣传推广人汤姆．科林斯开始了我们第一次美洲之行。汤姆是个好人，他每年都要组织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冠军的表演。他与国际滑冰联盟有一个全权的协定，而且滑冰运动员们－－当时都是业余的－－也喜欢被邀请参加他的巡演，演出将囊括北美所有竞技场。根据国际滑冰联盟的规则，我想我们每年大概只应得到800瑞士法郎，但汤姆总多给我们钱，每星期大约50到100美元。我们不能透露出去。这些钱足够我在回家前给父母买一台400美元的电视机。谢尔盖帮我在纽约选了一家由俄罗斯水手开的商店，还帮我挑了一个箱子，这样我就可以把给我和妹妹买的衣服，还有给父母和姥姥、姥爷的礼物都装进去。俄罗斯滑冰运动员在回家里总要碰到行李过多的问题。我当时几乎不懂英语。在学校我们学过英语，但由于要滑冰我缺了很多课，甚至连字母表都忘了。谢尔盖和我去餐厅时，翻开菜单，常常是不知所云。这每每会令我害臊。 那次巡演，我的同屋是加拿大冰舞运动员特蕾西．威尔逊，她的搭档是罗伯．麦科尔。她比我大，我想汤姆．科林斯是想让她来照顾我。她每天都要求把早餐送到房间里，还常常问我是否也想吃些什么。如果我说好的，不论我怎样要求，她也不会让我付款。 在汽车上，我常常和谢尔盖坐在一起。他总是读书，我则看着窗外或是绣花边。冰场外和他在一起，这可是一种新体验。他有时会到我房间里来找我一起去散步，或者去吃饭。我们没多少钱，所以只是去麦当劳或是去吃比萨饼。萨沙．法捷耶夫也参加了巡演，但谢尔盖还是经常和我出去。  也许他只是在照顾我，我不知道。他总是帮我拿行李或是扶我下车。但他就是这样的人。他也扶我后面的女士下车。他是位绅士，或许他是跟列昂诺维奇学的。列昂诺维奇对他的搭档玛利娜．别斯托娃总是彬彬有礼。他认为一对搭档相处得如何与他们在练习时的表现同样重要。如果在冰场外一切都好，在冰场上也会一切都好。我认为列昂诺维奇心地太善良，当不了好教练。  在洛杉矶，谢尔盖和我，还有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玛利娜．克利莫娃夫妇一起去了迪斯尼乐园，只有我们4个人。谢尔盖那天非常高兴，情绪很高，总在笑，还开玩笑。他给我买了冰激凌。有一两次，在开了段车后，他拥抱了我，排队时还搂着我。他以前从未这样做过，我很兴奋。对我来说，那一天太美妙了。    巡演途经25个城市，历时一个月。一路上有那么多新鲜的事。在纽约，我们去萨迪餐厅吃了顿饭，墙上挂满了名人的照片。然后去看了歌剧《幽灵》，是汤姆．科林斯给我们买的票。谢尔盖和我还在有自动电唱机的舞厅跳舞，不过那次还有其他人。我们是四五个人一起跳的。有时在滑冰后等着终场时，谢尔盖会在走廊里拥抱我，不过如果有人在旁边，他是不会这么做的。    对这些点点滴滴的殷勤，我没有多加注意，至少我不记得有什么过多的想法。谢尔盖和我去看了几次电影，看电影时，我们手拉着手。既然我们在滑冰时一直拉着手，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寻常。但这样拉手不同，这很美妙。我记得当他拉住我的手时，我的心跳得有多快。事后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对微笑。我从未问过他为什么要拉我的手，我所知道的就是那种感觉真好。  我想也许只是巡演让他很兴奋，他心情好极了，所以才会那么做。我认为那与我没什么关系。回到莫斯科，他还会成为老样子的。但巡演后，情况改变了。母亲很喜欢谢尔盖，她开始常常邀请他来 。她喜欢他和我们的丹麦大狗威尔德玩。现在我送给他东西更容易了，甚至能跟他稍微调调情，如果他有这个念头。我并没有什么计划，或是谋划好了使他坠入情网。不是事到临头，谢尔盖和我从来没有任何计划，尤其是在我们的关系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美国女人比俄罗斯的女人更有计划性。至少是比成长在七八十年代苏联解体前的俄罗斯女人计划性强。美国女人有很多事要计划。她们不仅仅是要为自己找一个当医生、律师或商人的生活伴侣，而且他还要长得好看。  在俄罗斯，大家都或多或少处于同一水平，富人与穷人之前的差别很小。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个你喜欢或者爱的人，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何时结婚，并不考虑他是否能给你一个优裕的生活，或者你们俩是否相配，无需进行精心策划。现在当然不同了，俄罗斯女人知道如何找一个有钱的商人结婚，就像美国人一样。但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