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的那些星

                                                                                      《变化的时期》：为庆祝我获得金牌，父母带我去了叶戈尔．库巴家。他为毛皮商养水貂，住在伏尔加河畔，从莫斯科要向北开车走两个半小时。他是我们的朋友，很多俄罗斯花样滑冰运动员也都认识他。他很友好而且不惜时间。夏天，他会带我们去河湾游泳或是滑水。如果我们想捉鱼，亮闪闪的，有时不家河鲈。我们不是去捉鱼，倒像是去超市，因为叶戈尔知道那些鱼住在哪儿。  我们在叶戈尔那里呆了四五天，坐雪车，洗桑拿，休息，聊天，吃饭。谢尔盖也来了，我终于有了和他一起庆祝得金牌的感觉。之后，我们不得不回到莫斯科，开始世界锦标赛的训练，那年的世界锦标赛在布达佩斯举行。奇怪的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么一件特别的事，已经殚精竭虑了，我无法相信还得再回到冰场上。   奥运年让人非常难受，大部分运动员在赛后都出了些问题，有时长达一两年之久。人一下子就被击垮了。我一到布达佩斯就得了感冒，人们给我吃药，让我喝热牛奶。在世界锦标赛自由滑比赛上，我做后内结环三周跳时，摔倒了。我无法平稳落冰。叶莲娜．瓦洛娃和奥列格．瓦西里耶夫滑得非常好，由于我这个失误，使他们第三次获得了冠军。这对他们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在退出业余组比赛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叶莲娜高兴极了，又哭又笑。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每次滑冰前都要缠上护腿，总是忍着伤痛比赛。尽管我为我的失误而难过，但仍能为她的欣喜而高兴。  在那次比赛中，女子自由滑赛前的最后一次练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德比．汤姆斯和卡特琳娜．韦特的伴奏音乐都是《卡门》。刚刚夺得奥运会冠军的卡特琳娜竞技状态极佳，令人难以置信。她在练习时非常放松，竟带了相机去冰场，穿着紧身衣让别人给她照相。她后来的所作所为让我震惊了。  当德比的音乐响起来时，卡特琳娜开始滑了起来。她随着德比的音乐做她自己的动作，人们都只看着卡特琳娜。裁判、其他运动员、教练。德比不知该如何是好。卡特琳娜的神态像是在说，我现在就可以滑，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她做了三周翻，尽管她的编排中并没有这个动作。这样做当然不对，我为德比感到遗憾，但这毕竟是体育。卡特琳娜有着冠军的头脑，她知道如何取胜。在我看来，她在那次练习时就得到了金牌。  为了使我不再为三年来第一次失去世界锦标赛冠军的头衔而失望，我决定给自己买件参加宴会的漂亮衣服。我买了一条迷你裙，裙边颜色鲜亮，很时髦，还买了一件与之相配的衣服，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些什么。  我非常不好意思穿着这身衣服去宴会，但我还是穿着去了，而且感到挺骄傲。谢尔盖见了我，只说了一声“哇”。这大有帮助，我开始明白：为了引起注意，必须穿漂亮衣服，甚至一些性感的衣服。安德烈．布金在宴会上一直围着我转，还有克里斯托弗．包曼。事实上，有很多男孩子都围着我。谢尔盖什么都没说，但我清楚地知道他不喜欢其他男孩儿这样注意我，就像我不喜欢其他女孩儿在他身边一样。如果他去和另外一个女孩儿说话或跳舞－－很明显，他受到女孩子们的欢迎－－我也会去找另一个男孩儿。世界锦标赛后，我们就踏上了由国际滑冰联盟组织的欧洲25城市巡演的旅途。欧洲之行要比美洲之行疯狂得多，什么事情都是，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表演从不准时开始，时间安排要宽裕得多，没有那么多强制性的纪律。表演结束后，总要美美地吃上一顿，之后经常是晚会，或是去夜总会。 我和其他运动员在年龄上仍有很大差距。谢尔盖和那些年龄大的运动员－－玛利娜．克利莫娃和谢尔盖．波诺马连科、萨沙．法捷耶夫和利兹．曼雷、维克多．彼得连科－－晚上出去时，还是不带我。他们总去酒吧，如果我跟着，他们要进去就会有麻烦。这让我不高兴，也让我嫉妒，但我能理解。谢尔盖会说：“哦，卡嘉，没关系。明天我们在汽车上可以坐在一起。”他还会拥抱我。这次旅行使我和谢尔盖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抱我的次数更多了，在汽车上，他甚至让**在他的肩膀上睡觉。我最喜欢那样了。 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不仅在冰场上彼此需要，在冰场外也需要。尽管我为自己年纪小而担心，也能看出来谢尔盖对我感举就像对他的朋友感兴趣一样。我们聊天，我关心他，他也关心我.总被单独留下，越来越令我痛苦。在欧洲有那么多新鲜事可以看。以前若谢尔盖忘了邀请我去散步，比如说，在巴黎时去看艾菲尔铁塔，或是去伦敦的一个公园，我不会介意，现在却让我很伤心。“至少你可以问问我，”我会告诉他：“也许我也想去。”他会说：“哦，我不知道。我没有想到。”

他从来不和我单独散步，于是我只好自己散步。我和冰舞运动员纳塔利娅．别丝切米亚诺娃合住在一屋，经常和她的搭档安德烈．布金在一起，他们俩都结婚了，我还常和瓦洛娃和瓦西里耶夫在一起，他们是夫妇。我觉得有些怪怪的。而谢尔盖总和单身运动员一起出去。我记得这次旅途中，谢尔盖曾和一位德国的冰舞运动员跳舞。我有他们的照片。我不高兴，但对他我什么也没说。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或任何我可以感到属于我的人。奥运年可不是我最幸福的一年。

欧洲之行后，我们有机会参加参加汤姆．科林斯的美国巡演。其他运动员都去了，但我已经厌倦了旅行，而且非常想家，我拒绝了。我告诉谢尔盖我想我母亲，而且我不能连续进行两次旅行。这当然意味着我们和我们的教练要放弃一大笔钱。列昂诺维奇找我谈话，塔季扬娜．塔拉索娃也来劝说我，但我没有改变主意。现在想来，那也许很愚蠢，但我仍为自己第一次作出一个重大决定而高兴。我没有和爸妈商量。谢尔盖显然对我的决定不满意，但他只是说我得自己拿主意。他没有要说服我。于是，当其他运动员都飞往美国时，谢尔盖和我却回到了莫斯科。虽然我们获得了奥运会金牌，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得更好。也许认识我们的人多了一些，但在国内我并没有名人的感觉。莫斯科这么大，又这么繁忙，很多成功的运动员都住在那里。我们的朋友还像以前那样待我们。当父母带我去黑海度假时，一件十分令我惊讶的事发生了。在那儿我接到了部长会议打来的电话，邀请我去参加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主席为罗纳德．里根总统举行的宴会。我很兴奋，以为谢尔盖也接到了邀请，我认为和他一起去那儿会很有意思。于是我赶回莫斯科，给谢尔盖打电话。他说他没有被邀请去参加宴会，但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去了，没有谢尔盖，也没有任何朋友，我觉得很无聊。我被安排与里根总统坐在一桌，赖莎．戈尔巴乔娃坐在我旁边，她没有和我说话。我并不开心。回到我的房间后，我发现我在黑海度假时，谢尔盖为我的17岁生日准备了鲜花和香水。我没有告诉他我会离开莫斯科，所以谢尔盖就把礼物留在了姥姥那里，她像我一样兴奋。“看谢尔盖给你带来了什么！”她特别喜欢谢尔盖，让我每次练习后都把他带来吃午饭。“为什么你没带谢尔盖来？”她会这样问。“我做了他最喜欢吃的肉面包。”我给他发了一份电报，感谢他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忘了为什么没给他打电话，也许是因为他不在家。两个多星期后，我才又见到他，那是在朱尔马拉的波罗的海边的一个训练营地。他看上去瘦了，仔细一看，我发现他的胳膊上有伤痕，还缝了针。“这是怎么回事？”我害怕地问。 他不告诉我。他说：“这对你不重要。”我所知道的就是他跟别人打了一架。他从来不和我说这些事。当他痛苦或是碰到什么不好的事时，也不对我说。他好像认为我不该知道生活的这一面。 我在不断长大，身体上也成熟起来。我长高了几英寸，几乎有5．2英尺高了，体重有95磅。我的思想也在改变，对任何事的看法都变了。我妈说这是因为我的年龄。每个女孩儿在身体上成熟时都会经历这些变化，但我仍然不习惯这些变化和新的感觉。 我在日记里写道，我的性格使我都要疯了。现在我认为列昂诺维奇对我们的训练不够严格，开始对他很无礼。谢尔盖对我说：“卡秋，他是想让我们能够愉快地练习，他挺好的。”但我不听。由于身体上的变化，我在落冰时有些困难，好像一切都得重新学。练习时，列昂诺维奇说：“好吧，你想怎样练习就怎样练，听从你的腿的感觉。”我很生气，对谢尔盖说：“他是教练，他得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会生自己的气，因为我对他太没有礼貌了。第二天，我又会琢磨我的表现是好还是坏。我对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两种看法。我试图去控制我的情绪。如果我不高兴，就尽量让自己高兴起来，当然我做不到。 除去我这左右摇摆的人格的另一半，我和谁也不能谈这些事。我不能和妹妹说，她比我小4岁；也不能和母亲说，因为我总不在家；也不能和安娜说，她不是那种朋友。没有人可以听我说。我总是把想法憋在心里。  我对谢尔盖说起了我的疑虑，问他我这样责怪列昂诺维奇对我们的训练不够严格是不是太无礼了。谢尔盖说他就喜欢我这个样子，这使我很高兴。 听到他这样说，我的心情一下就好了。因为我认为，谢尔盖比我要成熟得多，比我更坚定，比我的知识更丰富，比我更有头脑。他知道如何找到生活中的快乐，如何对朋友讲话，如何对教练讲话。他知道他的生活缺少什么。我喜欢看他和朋友在一起，他使他们那舒服，在他们身边他也那么舒服。我甚至嫉妒他的朋友，因为我怀疑我是否能像他们那样使他幸福。我尤其嫉妒玛利娜，因为她能吸引谢尔盖的注意力，在一起长谈。我认为她比我更有才华，受的教育更多，音乐知识也更丰富。和我，玛利娜只谈工作和动作编排，但和谢尔盖，她会谈其他的事。也许这就是我对滑冰如此专心的原因。他想他们－－尤其是玛利娜－－认为除了滑冰，我什么也不懂。  所以当谢尔盖更愿意和我在一起，而且像个朋友似地和我讲话时，我非常高兴。若是我在练习时对列昂诺维奇没有礼貌，或是耍脾气，谢尔盖常常只是做个鬼脸说：“你刚才的行为可不怎么样。”他从不大声嚷嚷。如果我用冰鞋踢围板，他也不会大喊大叫，尽管他讨厌我这么做。他会说：“别降低你的身份，你不是个小孩子了。如果你对自己感到失望，不要表现出来。你得有足够的力量自己来解决。” 我不知道谢尔盖是从哪里来这种镇定的，他母亲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他父亲是这样的。谢尔盖的朋友都以认识他为荣。他可以像任何人一样狂野，但当他需要坚强时，他就能坚强。我在谢尔盖身上看到了我所缺少的，看到了希望自己能够具备的：自信、沉稳、成熟。所以我才对他如此崇拜，认为他高高在上，无法企及。他是我梦中的男人。

      
                          《恋爱中》：1988年秋，我的胃口一直不太好。或许是由于身体上的成熟，我想减轻一些体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食物中缺少钙，不管什么原因吧，我的右脚承受不住压力，骨折了。11月我去看了医生。 父亲开车送我去的医院，回家的路上他一直不和我说话。我哭了，很伤心。记得我当时看到父亲的态度后，心想我应该忍着疼继续滑，不该提起脚的事，那种疼痛是可以忍受的。我的脚打了石膏，石膏要上一个月，然后再过4个星期我才能滑冰。这使整个赛季都危险了。但不能上冰场的这段日子却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如果身体健康，我不知道是不是也会这样。 我开始跟家庭教师学英语，一星期两天。我已经把学校里学的都忘光了，甚至连字母表都要重新背。但英语是国际通用语，我知道我必须学会。由于受伤，现在我有时间了。母亲有两本她上学时用的英语语法书，对我帮助很大。我还结交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苔利．弗利。他是麦道．道格拉斯公司的工程师。我们得到金牌后，他送给了我一副金耳环。夏天他带着3个女儿来莫斯科，还来看了我们。我每月用英语给他写几封信，他把我的信修改后再寄回来。这对我学英语也大有裨益。 谢尔盖每天要么来看我，要么给我打电话。有时他会来吃晚饭。有一次，我还给他做了一个蛋糕。我开始认为在他眼中我有着特殊的地位。12月中旬我的石膏去掉了，但脚还是很疼而且虚弱，不能滑冰。玛利娜说芭蕾练习对脚的恢复有好处，于是我就去诺沃戈尔斯克和她一起练芭蕾。我还练举重、游泳，和谢尔盖一起练托举。他当然继续练滑冰，还独自一个练玛利娜给我们编排的新节目。12月末的一天，我去冰场看他练习。站在一边看谢尔盖独自练我们的节目，我每天都担心他会突然决定再选一个搭档，不等我恢复了。这听上去很傻，却着实让我心痛。"你看上去很难过，卡秋，”他滑完冰对我说，“那么，你想滑冰吗？”“我当然难过。谢廖什卡，你跳得那么好，等我终于能穿上冰鞋时，我会连两英寸都跳不起来的。” 他笑了，那种美好、热情的微笑。“来吧，我来让你兜一圈。”说着他抱起我，把我们的节目滑了一遍。我就像飞一样，心咚咚地跳着，我敢肯定他能听见。这比身体健康还要好。那年的新年，我们打算去伏尔加河边的叶戈尔．库巴那儿。我们又邀请了谢尔盖，他说他不知道是否能去。我想送他一瓶好酒作为圣诞礼物，可是又是害羞。我给他买了一瓶叫做“天堂”的葡萄酒，酒瓶是绿色的，商标上有只小鸟。后来我才知道这种酒是送给女孩儿的，因为那是一种甜酒，只有17度，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只是非常兴奋。
   31日早晨，父母开车去诺沃戈尔斯克接我。谢尔盖说他要和亚历山大．法捷耶夫过新年，我很不高兴，但不想让他看见我掉眼泪。我把小礼物送给他，吻了他的面颊。看得出他很高兴我能吻他。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到了叶戈尔家。我的情绪还是不高，就先去卧室睡了一觉。过了一会儿，有人叫醒了我，竟然是谢尔盖。看到他真让我又惊又喜。原来谢尔盖和萨沙改变了主意，但他们没有车去叶戈尔那儿，只好搭一辆车，付钱给司机。在路上，他们把一瓶“天堂”酒都喝光了。我觉得他有点醉了，因为当我问他旅途怎么样时，他说：“你的酒真是太棒了。”然后他问我是否想和他们一起去看萨沙的产地。法捷耶夫在附近买了一块地，盖了个桑拿房。只盖了一个桑拿房，还没建别的。 我想谢尔盖并不是真的想洗桑拿，因为叶戈尔家也有一个，他只是想把我从父母身边叫开。我们三人开车去了萨沙那里，萨沙点着了炉子。在俄罗斯，桑拿房通常是有三间屋的小原木房子。在第一间屋子脱去衣服。第二间屋里有桌子和长椅，因为在俄罗斯你必须先吃东西，喝些酒，然后再洗桑拿，然后再吃再喝。第三间屋子是桑拿室，用烧木柴的炉子来加热。那天只有萨沙洗了桑拿。谢尔盖和我坐在外面的桌子边聊天。他给了我一小杯伏特加酒说：“我想告诉你一件事。”不论他要说什么，他都有些说不出口。有伏特加壮胆也不行，看得出他有些不自在。我知道他在想一件特别的事。  这时他说：“我们为什么不接吻？”类似这样的话。这并不真的是一个问题。也许他能看出来我也想这样做。他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嘴唇，当他看见我挺喜欢时，又吻了一下，这次要长一些。正在这时，萨沙从桑拿室出来吃东西，把我们打断了。我很尴尬，甚至不敢看他。  萨沙一定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只记得他从桌上抓了些东西就进桑拿室了。谢尔盖在微笑。我可脸红了。萨沙回到桑拿室后，我们又吻了几次，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可怜的萨沙时不时地从桑拿室里走出来，喝伏特加或是呼吸些冷空气，打断我们令他很不好意思，可他要不出来，恐怕就要被桑拿室的热气闷死了。谢尔盖和我假装很高兴见到他，和他说会儿话，等着他再回到桑拿室去。晚上9点的时候，萨沙终于说我们最好还是回去吧，我父母还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想那天他掉了10磅肉。  我记得我们往回走时，听见冰冷的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大地白茫茫一片，月光下我们的影子印在雪地上。景色是那么美，我是那么幸福。我想，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这么幸运？我的年龄这么小，身材这么小，又这么害羞，谢尔盖可以去找任何一个长腿的好姑娘。他为什么选择我？我当时想的就是这些问题。我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 回到叶戈尔那里后，所有的女人都要去洗桑拿。我没有说起谢尔盖吻我的事。这是我的秘密，我不想与别人分享。也许是因为我担心谢尔盖那天只是心情好，所以想吻我。也许因为，我在内心深处相信他对我的爱只能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就会结束。   洗完桑拿后，我们穿上参加聚会的衣服，化好妆。我穿的是世界锦标赛后我去参加宴会是穿的那条迷你裙。吃饭时我喝了香槟酒。午夜时分，大家按传统互相亲吻，但谢尔盖只吻了我的面颊，我想是因为我父母在。我们跳舞，互送礼物，然后放焰火，那是叶戈尔特意为新年准备的。 第二天，谢尔盖和我必须返回诺沃戈尔斯克。路上，我们一起坐在我父母的车后座上。我们急切地盼望能单独在一起，所以一到诺沃戈尔斯克，就去去了谢尔盖的房间。  接吻后，我问他：“谢廖沙，你为什么选择我？我年龄还太小。我不够漂亮，身材也不完美。”  当我说出这些疑虑后，谢尔盖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说：“你错了。你不小了，你已经17岁了，你的身材很美。一切都会好的。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卡秋，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他非常非常认真。他搂着我，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我不知道几点了，也不知道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只是拥抱，接吻。    终于有人敲门了，也许是玛利娜来看谢尔盖回来了没有。我们静静地呆着，没有去开门。我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仍然无法相信事情发生得有多快。我们对彼此怀有特殊的感情已经一年了，就是从谢尔盖把我摔下来，我在医院里住了6天开始的。那段时间，他没有吻我。我们用了13个月才迈出这一步。现在，一夜之间，我们恋爱了。   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我们之间的这种感情。没对母亲说，没对妹妹说，也没对任何一个运动员说。在诺沃戈尔斯克，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只有谢尔盖的姐姐纳塔利娅知道。纳塔利娅和谢尔盖极其相像，一样的微笑，一样的脸庞。新年前他曾对她说：“我想我爱上卡嘉了。”   因为是谢尔盖先走出了这最后一步，我和他在一起也就更大胆，更乐于给予，更安全。从那时起，我就没留意过其他任何男人，再也没有。
       休息将近两个月后，1月9日，我回到了冰场上，但已经没有时间准备欧洲锦标赛了，那年的锦标赛是在英国的伯明翰举行。  但联盟仍然派我们去观看了比赛。那是在1月中旬，整个世界好像都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改变了。在饭店里，我有我的房间，谢尔盖有他的房间，但我们只用一个。   谢尔盖十分注意不要吓着我。我对男人一点经验都没有。母亲从来没有机会给我讲一讲生活中是什么。我只是一个幼稚的小姑娘，从来没有真正的女朋友可以谈或者问性的问题。  我敢肯定谢尔盖没想到我这么缺乏经验，但他从不催促我。他照顾到了我的尊严和羞怯，他是那么温柔。如果他说一两句不耐烦的话，我的心就会碎的。 也许男人都这样，我不知道。他提了一些建议，我开始明白我必须更敏感，更体贴。他使我突然觉得我的年龄大了许多，我是一个女人了。我不觉得笨拙或者不能满足他，尽管我知道这是我的第一次。谢尔盖就是不愿伤害别人。他的心地毫无卑鄙之处，一点都没有。我想，每个姑娘都希望她们的第一次性生活能够有这样一位爱人。我对比赛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白天我们乘火车从伯明翰去伦敦，在城里闲逛。谢尔盖带着我走进一家酒吧，要一杯啤酒，给我点一杯鸡尾酒，伴着午餐，我还未饮酒就已经醉了。晚上我们返回伯明翰观看比赛，但我太累了，什么也看不下去。然后我们回到饭店，再过一个浪漫之夜，很有意思，很美妙，很少睡觉。 我们没有对任何人提起我们之间关系的改变。这对我太特殊了，我不想与任何人分享。当我终于和我妈谈起了性的事，问了她几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时，我并没有提起谢尔盖。我把话说得就好像是对父母好奇：你和我爸是怎么做的，当………？这种问题。不过她肯定知道了。我妈一直喜欢谢尔盖。他更像是她的朋友，而不是女婿。他开始叫她的中间名字－－列沃夫娜－－很亲切，没有别人这样叫她。她很高兴他叫她列沃夫娜，这说明他喜欢她，尊重她，把她当做特殊的朋友。我从来不能与年长的人如此亲近。我总是管谢尔盖的母亲叫安娜．菲利波夫娜。管列昂诺维奇叫斯坦尼斯拉夫．维克多罗维奇。管玛利娜叫玛利．奥列格夫娜。这是表示尊重，但也是保持距离的一种方法。我无法冲破这种礼节上的障碍，甚至现在也不行。

                 《罗密欧、朱丽叶和一个多蛙的村庄》： 巴黎世界锦标赛后，我们被邀请去参加欧洲巡演。谢尔盖和我不好意思要单独的房间。和我住一屋的是叶莲娜．贝奇克，俄罗斯的另一位双人滑选手。有好几次，她想进屋时门都锁着，每个人都觉得尴尬。大家已经知道谢尔盖和我的关系了。 滑好冰对我仍然重要，但因为我身体上的变化，加上欧洲的冰场很冷，我们又几乎没有机会先做热身运动，我经常出现失误。我像往常一样心烦意乱，皱着眉头。谢尔盖给我打气说：“别不高兴，卡秋，明天我们还要演出。”但有时连他也放弃劝我了。 其他人却会误解。“卡嘉，一切都还好吗？”他们看到我的脸色就会这样问。他们认为只有我和谢尔盖之间出现问题时，我才会有这种表情。我不喜欢别人这样问我。 有时因为我的一次跳跃失误，第二天一整天我都会不高兴，他开始建议我看些书，《飘》就是其中的一本。我很喜欢这本书，但是我记不住。我看了一本书，第二天就会忘了讲的是什么，甚至忘了曾看过这本书。我不知道我看书时在想什么。谢尔盖却是过目不忘。他渴望知识。谢尔盖最喜欢的作家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契诃夫和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大师和玛格丽特》，他可以年复一年地看这本书。  玛利娜曾带我们去参观博物馆，向我们介绍一些画，谢尔盖会突然发表些言论，证明他对画的含义已经很清楚了。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抽时间看了这么多书。他更愿意看书，而不是看电影、打高尔夫球或做其他事。如果你想打断他，他就像突然变成了聋子，而你也成了隐形人。  谢尔盖爱狗爱得发狂。他可以整天都谈狗，玛利娜也是。有一次，我们3人开车从我们的训练地梅基夫去巴黎――6小时的路程――路上，他和玛利娜都在谈狗。那年春天，巡演结束后，他买了一只小猎狗，起名叫莫什卡。这是一条白色的狗，眼睛周围有一圈黑。他和我母亲一起挑中了这只狗，把它装在篮子里带回了家。 5月中旬，谢尔盖、莫什卡和我去我们的别墅住了10天，就我们3个。这是一个新别墅，是我帮父母在利古什纳村买的，村名意为“多蛙村庄”，尽管我连一只青蛙都没见过。苹果花在盛开，草色青青，春天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10天，我们什么也没做，没有训练，没有慢跑，只是放松，玩狗。每天晚上，我们都生火做饭，我会给谢尔盖烤羊肉串。当火苗渐小时，我们就把土豆扔到煤里烤。土豆熟了，谢尔盖会帮我把土豆皮剥掉，因为土豆太烫，我拿不住。谢尔盖和我第一次独自呆这么长时间。他和我以前了解得完全一样，平和、乐观，从不忧郁。他喜欢和他的狗一起玩。利古什纳没有专门的狗食。每天，我们就把热油迅速浇到肉上，谢尔盖会仔细地为莫什卡切这些新鲜的肉。是姥姥教会了我怎样做饭。我总是给谢尔盖做丰盛的早餐、富有创意的午餐和晚餐：香肠、鸡、肉、鸡蛋。我做什么他都爱吃。 我最喜欢坐着谢尔盖的车去兜风，这一直是我最喜欢做的事。这样我们就可以单独在一起了。在他分到房子前，我们曾开玩笑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住在车里，在车里添置家具，抚养孩子，在小贮藏柜里放个小炉子。他开车时，我就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谢尔盖则听音乐――邦．约维，安妮．莱诺克斯。最后两年，他也开始听俄国的摇滚乐了，因为他喜欢民歌歌词。他会找个合适的地方把车停下，我们就聊天，亲吻。有时他会让我喝些白兰地，说这有利于放松。他第一次让我喝白兰地时对我说：“尝尝，卡秋莎，很好喝。”他说的不错。 我仍然喜欢喝白兰地。它不会使你疯狂，只是使你从体内暖和起来，就像烤着温暖的火。在我的记忆里，那团火仍在燃烧，外面漆黑一片，他开着车，和他坐在车里总让我感到兴奋。  1989－1990赛季，玛利娜为我们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作为伴奏音乐。我们听了两首变奏曲：普罗科菲耶夫的和柴可夫斯基的，她问我们更喜欢哪一首。这是她头一次让我们来选择，我们马上就选了柴可夫斯基的变奏曲，因为这一首更具舞蹈性。这段节目让我很兴奋。为得到灵感，我们去看了芭蕾舞《罗密欧与朱丽叶》。玛利娜从大芭蕾舞团请来了弗拉迪斯拉夫．科斯金为我们做服装。这套节目的整个创编过程都与以往感觉不同。  我们决定不按照往常的顺序来做基本动作――抛接、托举、旋转。我们想我们应该按照音乐来决定哪个基本动作最适合，而不是比如说，按惯例把终止盘旋放在最后。我们惊讶地发现这样滑倒要容易一些。   谢尔盖从来不首先提什么建议。他会安静地、非常安静地站在围板边，玛利娜、列昂诺维奇和我则想办法把基本动作编入节目中，比如并肩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谢尔盖只是简单地说一句，这个基本动作在这里不合适。他说得不错。编排《罗密欧与朱丽叶》时，玛利娜第一次相信甚至依靠谢尔盖的判断。如果他觉得某个动作不合适，他就连做都不做。他不会为了学一些凭本能就感觉不对头的动作，而把自己累个半死。如果他喜欢某个动作，他也会马上说出来。  我觉得在滑冰上，我们已达到了另一个境界。玛利娜也感觉到了。她见到我们手拉着手在街上走，而以前在公共场合，我们根本就不碰一下。这使她在编排节目时，范围更广也更灵活了。在冰场上，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来接触，甚至接吻。   1989年夏季的训练营地先是在格鲁吉亚的苏呼米，然后又移到了捷尔斯科尔山的滑雪胜地。由于在捷尔斯科尔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我对那里记忆犹新。训练时，我们从不一起过夜。我自己住一个房间，谢尔盖在隔壁。  深夜，我听见从阳台上传来了敲窗户的声音。因为某种原因，我没有关灯。我睡眼惺忪地打开了阳台门，看见两个30多岁的陌生人站在那儿。他们解释说，他们忘了带饭店钥匙，整座楼只有我的灯还亮着，所以他们就爬了上来，试试看我能否让他们进去。我住在5层，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爬上来的。我根本没想到这可能很危险。  这两个男人都喝醉了，有一个醉得更厉害些，他从后面抓住了我。我很害怕，想喊却喊不出来。我第一次尝到了吓得不敢出声是什么滋味。我想用胳膊肘打他，想用脚踢与谢尔盖的房间相邻的墙，但我做不到。感谢上帝，另外那个人回来了，让他的朋友放开我。他这才把我松开。  令人惊讶的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回来了。他们敲门，我又给他们打开了门。我肯定是睡糊涂了。当我意识到我的错误时，想把门关上，他们却不让我关。我得再次感谢上帝，他们是两个人，因为那个不太醉的人说：“好了，走吧。会有人听见的。”他把那个醉汉拽走了。他们又回来了一次，但这一次我没有开门。这一连串的事令我很尴尬，第二天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只是在几年以后才对谢尔盖说过。  那年秋天，谢尔盖的狗莫什卡死了。我们当时在德国表演，谢尔盖的母亲安娜照顾狗。有一天，小狗突然不吃东西了，起初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谢尔盖回家后，马上就带着莫什卡去看兽医。那时，它已经4天没进食了。谢尔盖没有给莫什卡注谢狂犬疫苗，它得了犬温热。兽医给它注射了疫苗，但已经太晚了。谢尔盖把莫什卡领回了家。那天晚上，小狗推开了他的卧室门，它以前从没这样做过，谢尔盖把它放到他的床上。两个小时后，它死了。 第二天早晨，谢尔盖打电话告诉了我。他非常非常伤心。他把它埋在了附近的森林里，那天他没有滑冰。后来他对我说：“为什么我所爱的总要遭遇不幸？”那时我才得知，几年前他最好的朋友死于车祸。他指的是维亚切斯拉夫的弟弟，维亚切斯拉夫是著名的“红军”冰球运动员，后来去了美国，成了国家冰球联队的队员。不久，我给了谢尔盖一个白色的瓷猎狗，眼睛周围有一圈黑，就像莫什卡似的，他一直保留着，我也是。 那年谢尔盖的肩膀出了问题。列昂诺维奇教给了我们一个我们称之为空翻托举的动作，我的脚就像是在做空翻，一只手放在背后，谢尔盖拉住这只手，当我分腿时，就用一只胳膊把我举起来。我从未见别人做过这个托举动作，正是这个动作伤到了谢尔盖的胳膊――但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意识到。他的胳膊疼得厉害，我们只好放弃全国比赛，这是我们连续第二次放弃全国比赛。 他没有抱怨，但我知道他一定很疼。中央军队医院的医生们说，除了打针减轻疼痛外，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认为是肌肉的问题，但的确没有治疗方法。一年后，一位在美国的医生才研究出来谢尔盖是把旋转肌撕裂了。 1990年的新年，我们又回到叶戈尔那里去庆祝。过去的12个月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有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简直无法相信谢尔盖只是在一年前才第一次吻了我。当然现在，在我写这本书时，我宁愿奉献出一切，只要能再过一遍1989年， 那一年的第一个时刻，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从去萨沙．法捷耶夫的桑拿房开始，到伯明翰，到诺沃戈尔斯克，到巴黎，到利古什纳的别墅，甚至捷尔斯科尔阳台上的那两个醉汉。我想一下子就回到那一年，永远留在那里。 但当时我并没有这些怀旧的情绪。那时好像与谢尔盖在一起的最幸福的日子才刚刚开始，最好的日子还在未来，而不是已成为了过去。1990年只是在叶戈尔那里度过的又一个新年。我并不想把谢尔盖拉回到法捷耶夫的桑拿房，去享受那特别的亲吻。现在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吻他――任何时候，在任何人的眼皮下。我们跳舞，喝香槟，看焰火。在俄罗斯，每个新年都有一种特殊的颜色，我记得1990年是白色的。谢尔盖穿着一件我为他织的白毛衣，像以往一样英俊潇洒。我父母这次又去了，还有妹妹玛利娅、萨沙，以及叶戈尔的许多朋友。村里的人每到新年就去他家庆祝，因为大家都认识叶戈尔，都喜欢他，这种传统给所有人带来了好运。那年的欧洲锦标赛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举行。我们的竞技状态不太好，谢尔盖的肩膀只是问题之一。由于身体上的变化，我在跳跃上仍有困难。在列宁格勒我们的短节目做得糟透了。我在做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时失误，做终止盘旋时又脱了手。我们的一个旋转也不同步。第二天早晨的电视评论说莫斯科的双人滑选手表现极差，恐怕与金牌无缘。我们被激怒了。第二天是自由滑比赛，玛利娜对我说：“叶卡捷琳娜．戈尔杰耶娃，你是奥运会冠军，记得吗？”这句话帮助了我。我记得在比赛前教练对我说的话里，只有这句话真正帮助了我。有时在上冰场前，我还会想起这句话。我们的长节目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我们滑得干净利索，每个人都喜欢，名次也从第三名升到了第一名。玛利娜为表现我们在冰场外的感情而编的这套节目，全年都为我们赢得了好成绩。我觉得我知道我所做的每一个动作背后的原因。尽管谢尔盖在表演这套节目时非常温柔，用爱慕的眼光看着我，我们在冰场上也只是公事公办。表演完毕，我们从不互相夸奖。他从不轻声对我说：“我爱你”。那得在我们下了冰场以后。不过说实话，谢尔盖不是一个爱说甜言蜜语、奉承话的人。如果我为他刻意打扮自己，他也从不会说我看起来很美，光彩照人。他顶多说一声“哇”，不过他的眼睛说出的可不止这一句。

 
     1990年哈里法克斯的世界锦标赛上，我们也没有发挥出最高水平。我做三周足尖跳时双脚落冰，做连续两次一周半跳时又摔倒了，不过我们还是赢了。赛后，谢尔盖对玛利娜说：“如果我在做跳跃时失误了怎么办？你能想念我的表情会有多难看吗？卡嘉年龄小，身材小，她是一个女孩子。如果我失误了，你想会发生什么？”这个念头令他恐惧。他总是为我担心，我却从来没有为他担心过。 那年春天，我们又参加了汤姆．科林斯的巡演。财务方面的规定是汤姆先给运动员们三分之一的巡演报酬，然后再给三分之一，最后再支付三分之一。苏联运动员却不允许打开自己的信封，必须要等苏联滑冰联盟主席亚历山大．戈尔什科夫把钱先收走，然后他会给我们发回一些钱。我从来不知道我们拿回的钱是汤姆支付的四分之一还是二分之一。我们总为钱少而感到不快，因为其他国家的运动员可以把他们得到的钱都留下。终于，在教练的带头下，我们开始一起抗议了，戈尔什科夫于是多给了我们一点。但我们还是只能勉强够花。   巡演时，俄罗斯人总喜欢在房间里聚会。男孩子们买酒，女孩子们买吃的――蒜味咸腊肠、花生、酸黄瓜――就着伏特加吃。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要求把食物送进房间。  这次我与维克多．彼得连科的教练加林娜．季米耶夫斯卡娅共住一屋。她总是吃熏肉、蒜味咸腊肠，还有其他香肠各一大块巧克力，这样我们能节约钱。这就是我总是带着一个热水瓶来冲咖啡和茶的原因。加林娜让维克多、谢尔盖和我觉得她像是妈妈照顾着我们。早晨她会叫醒我说：“来叫我们的男孩子们吃早餐吧。”然后她就给也住在一屋的维克多和谢尔盖打电话，分享她的早餐。   维克多和我在一起时，总是很沉默，但却很友好，作为朋友绝对值得信任。他的人格，而不是他滑冰运动员的身份赢得了我的尊重。不论你要求他做什么事，他都会说没问题。他对谢尔盖说如果他想一个人用房间，他会很高兴去别的地方过夜。但我们从来没叫他这样做过。   维克多和加林娜工作时很努力，他们总在一起，不论是在冰场上还是在冰场外，我很吃惊。我当时不知道维克多已经和加林娜的女儿订婚了。他和加林娜一起去餐馆，一起散步，干什么都在一起。晚上，他从来不和其他男人一同出去。加林娜不让他像其他运动员那样打篮球或踢足球，怕他会受伤。我觉得太过分了。但我从来没有听到维克多抱怨。   我们到达华盛顿时，住在四季饭店。一天深夜，维克多打电话问我能不能马上到他房间里去，他有重要的事要对我说。我到他那儿后，他说谢尔盖刚刚接到了列昂诺维奇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死于心脏病。谢尔盖穿上衣服就出去了，维克多不知道他去了哪儿。维克多认为我们应该去找找他。   我们开始在附近的酒吧里找，没找到。最后我们回到了饭店，发现谢尔盖正坐在酒吧里。他当时还无法谈他父亲的事，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只是抱住他，只想一直抱着他。第一次，我的一位亲密朋友死了家人，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谢尔盖哭着对我说：“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我也希望能和他多在一起。我仍然这么想，因为我只见过他两次。谢尔盖像他的父亲，不论是内心还是外表。他父亲是那么高大，那么坚强。第二天早晨，谢尔盖乘第一班飞机回到了莫斯科。他不想让我去，但我还是开车送他去了机场。我后来得知，给谢尔盖的父亲找墓地时，我母亲帮了很大忙。在莫斯科墓地很难找，我母亲给了安娜一片她自己的家庭墓地。葬礼后，谢尔盖很快就回来了。他看上去疲劳消瘦。我很高兴见到他，给他买了鲜花和香槟。但悲痛使他高兴不起来。 他对我说：“每年都有事。先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是莫什卡，然后是父亲。”他很担心他的母亲安娜，因为他返回莫斯科时，她真是悲痛欲绝。他父亲年轻时曾犯过3次心脏病。这次，他倒在了安娜的怀里，在她的怀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们的别墅里没有别人。那是他亲手建造的别墅，没有电话，附近也没人能帮助她。谢尔盖父亲的死对他母亲的打击太大了。 我让谢尔盖给我讲一讲他的父亲。他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喜欢独处，是一名高级警官，没有什么好说的。谢尔盖很少和父亲在一起，因为他不管谢尔盖滑冰的事，全由他母亲负责。我知道，谢尔盖对自己的孩子会更关心的。有些男人天生就是父亲，甚至在他们成为父亲以前。谢尔盖就是这样的男人。            《求婚》： 5月，当我即将过19岁生日时，接受了洗礼。我妈和一位笃信宗教的邻居成了朋友，她们想既然苏联的教堂重新开放了，我就应成为俄罗斯东正教徒。母亲对我说，她4岁时，她的祖母秘密地给她行了洗礼。她又向我解释道如果我不受洗，就不可能在教堂结婚。“卡嘉，”她问，“你不想在教堂结婚吗？” 我说我想，尽管还没有人向我提起过婚姻的事。自从谢尔盖拉着我的手，带我参观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米兰和巴黎的教堂后，我就喜欢上的教堂。我喜爱乐声与石墙碰撞产生的回音。我认为在教堂结婚一定很美。 母亲的这位朋友说她认识一位非常好的牧师。一天，牧师去她家做客时，她把我介绍给了这位牧师，尼古拉神父，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有着一张和善的脸，四五十岁的样子，长长的黑色直发总是纹丝不乱，胡子不算短，微微有些发灰，目光温柔，嗓音柔和舒缓。我对宗教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如何划十字，但尼古拉神父从不会让我觉得难堪。他只是说他会给我一些祈祷词，如果我记不住，也可能朗读。他并不对我说教，让我做这个做那个，而是说如果我想和他谈一谈，可以尽管去找他。听起来他就像是我灵魂的守护天使，他的确是这样的。 尼古拉神父的教堂叫做“征服者弗拉基米尔”。俄罗斯的教堂总是以教堂收集的最早的圣像命名。这尊圣像是征服者弗拉基米尔手持长矛骑在马上，一副战将的姿势，不太像位圣人。不过他也许是要把那些不信教的野蛮人赶出去，以拯救无助的俄罗斯教堂。这就是很久以前人们为他造了这尊圣像的原因。尼古拉神父问我是愿意在“征服者弗拉基米尔”教堂独自受洗呢，还是想和其他人一起受洗。我说我想一个人。人们刚刚在教堂旁的院子里新建了一个小教堂，用来做礼拜。一切都是崭新的，一切都那么美。我是第一个在那座小教堂里接受洗礼的人。在俄国，你在受洗时只穿睡衣，因此尼古拉神父让我带上一件白色的睡衣和我的十字架。他将把十字架浸在圣水里，以得到祝福，然后把圣水洒在我身上。圣水本该是凉的，但帮助尼古拉神父的女士同情我，给我拿来了热水，以免我冻着。这次洗礼很秘密：只有尼古拉神父、这位女士和我。我事先告诉父母和谢尔盖不要来。我觉得这是私事。洗礼后，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不过我的确认为洗礼是件特殊的事，而且有些兴奋。某些事改变了，尽管我无法解释是什么。 夏天，谢尔盖和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去伏尔加河边的叶戈尔家，那里很美。谢尔盖认为那儿是度假的最佳地点：钓鱼，在森林中散步，去野外，用自己钓到的鱼烧菜。我同意他的观点。然后我们就得像往常一样去训练营地了：苏呼米和诺沃戈尔斯克，为将在西雅图举办的友好比赛做准备。谢尔盖的胳膊还是疼。尽管我们在练习时滑得不错，到了真正比赛时，去糟透了。我做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时摔倒了，做三周足尖跳时又是双脚着冰。我很不高兴，问谢尔盖我们是不是应该换教练。尽管我们在前一年赢了，但滑得并不好。我想找一个对我们严格些的教练。既然是我在冰场上失误，想换教练的当然也是我，但谢尔盖也开始赞同我的意见了。正是在此次友好比赛上，我们第一次遇到了来自国际管理集团（IMG）的杰伊．奥格登，他还给我们介绍了为国际管理集团工作、会说俄语的保罗．西奥伐讷斯。保罗是来自新泽西的希腊人，但他的俄语说得非常好，谢尔盖和我都喜欢他。 他和杰伊与我们谈了半小时，告诉我们国际管理集团负责安排职业运动员的比赛。他们创立并拥有北美的“冰上之星”队的表演。如果我们同意转为职业运动员，可以和他们签合同。还说如果我们签约参加下一季度的表演，并参加一些职业比赛，我们每年绝对可以挣到10万美元，也许更多。我们没有把他们的话太当真。他们看上去更像是要占有我们，而不是帮我们。所以当时我们什么也没签。而且谢尔盖和我还想参加世界锦标赛，也许再参加一次奥运会，如果我们转为职业选手，就会失去国际滑冰联盟成员的资格。国际滑冰联盟允许滑冰运动员参加他们批准的巡演，比如，汤姆．科林斯巡演，并得到一小笔报酬，但金额非常有限，大约每月500瑞士法郎。每年的金额都不一样。作为职业运动员，可以多挣50倍，但多挣的钱是要付出代价的。滑冰界最大的赛事――世界锦标赛、欧洲锦标赛和奥运会――只允许业余选手参加。友好比赛结束后，我们在太阳谷进行了一两场表演，然后我就去看住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苔利．弗利。他已经邀请了妹妹玛利娅和我母亲去他那儿。这是她们第一次去美国。我觉得我也应该去，但谢尔盖不太高兴。他觉得他无法理解苔利，对他的动机有些怀疑，尽管苔利的大女儿比我还要大。于是谢尔盖自己返回了莫斯科，我在那儿则成了一个没有礼貌的客人，情绪总是不好，因为我觉得我该和谢尔盖一起回莫斯科。 整个秋天，以及冬天的大部分时间，还有次年春天，是我们生活中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我们还在考虑换教练的事。我回到莫斯科后，谢尔盖和我把这个想法对滑冰联盟说了。他们有什么建议吗？也许塔季扬娜．塔拉索娃，有人说。在她给冰舞运动员别丝切米亚诺娃和布金当教练前，曾是赢得两次奥运会金牌和六次世界锦标赛冠军的著名双人滑运动员伊利娜．罗德尼娜和亚历山大．扎伊切夫的教练。 事实上，父亲正在为塔季扬娜．塔拉索娃工作。她负责组织“俄罗斯明星队”在世界各地的滑冰巡演，父亲则帮她做服装。他开始劝谢尔盖和我加入明星队，由塔拉索娃当我们的教练。当然，我们希望玛利娜也能和我们一起去。谢尔盖给玛利娜打电话让她也加入，但玛利娜不愿意。她说她不能和塔拉索娃一起工作，她们不是一路人。她们都是动作设计师，但对于滑冰是什么，却有着不同的见解。这意味着我们要离开列昂诺维奇，就得离开玛利娜，我们最终还是选择了这条路。 这是，保罗．西奥伐讷斯来莫斯科找我们。我们同意与国际管理集团签约，但这本身不意味着我们决定转为职业选手。合同上没有数字，国际管理集团也不付给我们任何报酬，我们并没有同意参加“冰上之星”。但合同规定：在今后两年，国际管理集团可以代表我们，而且可以使用我们的名字来宣传我们参加的任何赛事和演出。

 
           谢尔盖和我没有和其他人商量，自己做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开始与塔季扬娜一起为1991年赛季的新节目做准备。谢尔盖的肩膀很疼，我们只能练习螺旋、步伐和旋转，不能练抛接，也不能练托举。我们觉得作为滑冰运动员我们没有进步，谢尔盖感触尤深。我们感到乏味，没有动力。谢尔盖说如果我们再当两年的业余选手，他会再也不想滑冰的，我们会彻底失去兴趣。他对我说：“趁我们还没有厌倦滑冰到不愿再见冰场的地步，我们转为职业选手吧。” 我们决定和塔季扬娜谈一谈。她身材高大，充满活力，才思敏捷，抽起烟来没完没了，包里总装着一瓶药，以防各种疾病。但她正是我们当时所需要的那种人，总是微笑，热情洋溢，对我们的身体十分关心。我们喜欢与她共事。 塔季扬娜并不想劝说我们转为职业选手或不转为职业选手。但她的确说，如果我们决定成为职业选手，她可以给纽约的迪克．布顿打电话，告诉他我们愿意参加12月在马里兰州的兰多弗举行的世界职业锦标赛。你可以看出来她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她还说如果我们决定参加她的“俄罗斯明星队”，她愿付我们每星期4000美元，每星期，即使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这个报价高得出人意料。杰伊恩．托维尔和克里斯托弗．迪恩刚刚离开了明星队，塔季扬娜急切地想让一些著名运动员加入她的队。“俄罗斯明星队”的安排与“冰上之星”是冲突的。我们告诉她我们已和国际管理集团签约了，她很吃惊。谢尔盖和我考虑了一天，决定放弃业余生涯。塔季扬娜说：“太好了！我给迪克．布顿打电话！我们今天就开始练习你们的节目。”对我们做出的决定，谢尔盖和我一分钟都没后悔过。 父亲却很失望。他终于使我们找到了一位他认可的教练，我们就转成职业选手了。没有1992年奥运会，没有欧洲锦标赛，没有苏联的全国比赛。父亲的感觉就像是：“哦！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他责怪塔季扬娜，错误地认为这都是她的主意。 塔季扬娜让我们每天都练习新动作，很快，我们就为12月兰多佛的比赛准备好了三套节目。职业滑冰与业余滑冰大不相同――少了些技术性，多了些戏剧性――我觉得塔季扬娜更擅长做职业选手的教练。她喜欢创编一些戏剧性的节目，而不是让她的运动员一遍遍地练习连续两次前外一周半跳、托举和其他规定的基本动作。我喜欢和她一起工作。她的确擅长与人交谈，对谢尔盖也很有办法，即使他不断工作。如果他说：“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太累了。”塔季扬娜会同情地说：“我们竟然在冰场上练了这么久，真是疯了，你说的绝对没错。你们肯定都要累瘫了。但在结束前，为什么你不再这样试一次，让我看看呢？”她使谢尔盖对她所做的事一直保持兴趣。 也是那年秋天，谢尔盖终于分到了一套他自己的房子。房子是在15层，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带我上去看房子的情景。那只是一套又脏又黑、吓人的小房子。刚搬出去的人把那里弄得一团糟。阳台倒是很好，但其他地方都很难看，需要重新布置。就是在第一次去看房子时，谢尔盖向我求婚了。不是美国男人求婚的方式。他没有请我去吃饭，没有给我戒指。他没有跪下来，请我嫁给他。谢尔盖只是说：“我愿意和你一起住在这套房子里。” 他很认真，我觉得他的求婚相当浪漫。当然，我们得把这里的一切都整修一番，才能使房子适合居住，但我可以想像有一天这里会变成什么样子。谢尔盖想让我和他一起生活，我幸福得难以言表。          《婚礼》：对我们来说，作为职业选手参加比赛与作为业余选手有很大不同。首先，职业选手没有任何组织上的支持。我们以前有队员、室友，有领队告诉我们何时以及在哪儿吃早饭、午饭和晚饭。这是你的练习安排，这是你的乘车安排，这是你的睡觉时间，一切都有安排。 突然，谢尔盖和我不得不自己安排所有的事。我们练习迟到，错过了汽车，练习时的冰场也不是新浇的。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获得1984年奥运会银牌的美国双人滑运动员彼得和凯蒂．卡鲁瑟斯直到比赛前一天晚上才决定滑哪一套节目。他们滑冰时，我觉得他们像是在一边滑一边临时组织。保罗．西奥伐讷斯想告诉我们国际管理集团对我们有多感兴趣，这使我的压力更大了。比赛前一天晚上8点我们还在拍用作宣传的照片，而平时这个时候，我要么在休息，要么已经上床睡觉了。与作为业余选手时相比，我感觉现在的压力要大得多。其他人却都那么友善，那么放松，总在微笑。总的来说，晚上的比赛我们滑得不太好。我在做抛接动作时摔倒了。加拿大双人滑运动员保罗．马蒂尼和巴巴拉．昂德西尔击败了我们。他们滑得棒极了。我们第二次参加巴塞罗那职业比赛时又输给了马蒂尼和昂德西尔，得了亚军。但那一次，我们至少滑得好些了。每次我们都得到了2万美元。得亚军，令我有些不快。但塔季扬娜说：“别担心。巴巴拉和保罗知道如何高水平地表现自己，你也会学会的。”在职业比赛中技术因素不如表现那么重要。1991年的新年，我们是在加米施――帕滕基兴度过的，那里每年都举办滑冰表演。我们已经相爱两年了。新年的第二天，谢尔盖对我说：“我想给你买些东西，卡秋莎。” 几乎每次他要送我礼物时，都是我帮他挑选，不论我对他说过多少次我喜欢惊喜。直接送给我，谢廖沙，什么都可以，我这样告诉他。可他的眼睛会变得像一只小狗的眼睛似的，然后说：“但我想送给你你想要的。帮帮我吧，我们一起来买。”这次我们去了加米施的一家古玩珠宝店，他问女店员有没有戒指。他们的货不多，不过倒有一枚我们挺喜欢。那是枚绿宝石戒指，周围有些小钻石。谢尔盖给我买了这枚戒指。女店员很高兴，送给了我一个红宝石的十字架。也许那并不是真的红宝石，但看起来像。我喜欢那个十字架，但我更喜欢我的绿宝石戒指，我还一直戴着它。 俄国不兴订婚戒指，只有婚戒，样式很简单，只是黄金打制的一个圈。所以这枚绿宝石戒指只是谢尔盖送给我的一件礼物，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后来，大家都问我这枚戒指是不是订婚戒指。我说是的，因为婚期已经很近了。 我妈负责装修谢尔盖的房子，4月份就能装修好。谢尔盖自然希望装修好后，我们俩能一同搬进去。当我意识到谢尔盖对领结婚证没有任何安排时，我就自己去查俄国的那些黄纸文件，看我们在哪里能领结婚证。谢尔盖从来不做计划，我们总是顺其自然，但这次，我得帮些忙。1月份，我们一同走进了婚姻申请办公室，女办事员问我们是急着结婚，还是可以等3个月再领结婚证。我们说可以等3个月。她看了看日历，婚期都排满了，我们最终选择了4月20日。那年我们结婚了，本该是很幸福的一年，但事实上，结婚是那年我们惟一可以感到高兴的事。我们换了教练，玛利娜不能再为我们编排节目，我们还得独自去各地比赛巡演。这么多的变化，我们实在难以承受。而且谢尔盖的肩膀越来越糟，他无法做任何托举动作，甚至不能右侧卧睡觉。我想他的滑冰生涯也许要结束了。

 
  
   保罗．西奥伐讷斯终于为我们约好了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杰夫．
阿布拉姆斯医生见面。他们给谢尔盖做了MRI检查――核磁共振。谢
尔盖很害怕，因为我们以前从没见过这种仪器。他必须一动不动地在
那个狭小、颤动、嗡嗡作响的匣子里呆20分钟，只有头可以伸出来。
医生看片子时说，过几天就给他做肩关节的手术，清除死去的组织，
并把一个小型摄像机放在那儿，看看出了什么问题。

手术定于2月14日情人节那天。我们住在保罗在纽约的公寓中。每
天我都穿过纽约城散步，还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期间，我爱上了纽约。
在其他地方，生活节奏很慢，但在纽约，每个人走路都很快，每个人
都很忙，每个人都确切地知道他们要去哪儿。人们很严肃，极其专注
于自己的生活，彼此几乎不打招呼。你经常可以看见他们在沉思，或
是在自言自语。好像是那些高楼大厦使他们如此紧张，能量无穷，生
气勃勃。生活的进程要快得多，也更令人兴奋。现在，莫斯科和纽约
越来越像了，但当我在莫斯科时，人们去任何地方都不会急匆匆地，
一切要平静得多。人们知道：当他们到达时，他们的工作还会在那儿
；他们还会拿到工资。没有必要急着去商场，反正在那儿什么也买不
到。

 我甚至喜欢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至少是保罗家门外的那个流
浪汉。保罗总要向他打个招呼，说声“嗨”，每天早晨，还会给他几
支香烟。所以谢尔盖和我也与他的关系好起来，跟他聊天说笑。谢尔
盖和那些地位高的人在一起时很拘谨，但和普通人在一起时则相当自
如开朗。这个流浪汉很友好，从不向我们要东西。恰恰相反，他甚至
有时还会告诉我们一些他认为我们应该知道的事。这也许奇怪，但也
挺有意思。

 谢尔盖做手术的那一天，保罗开车送他去了普林斯顿。谢尔盖实
在不想让我在医院里等上一天，也不希望我看见他痛苦的样子。因此
，我留下了，准备了一顿美餐，等他们回来。我先去买鲜花，准备作
为情人节礼物送给谢尔盖。那可真是次疯狂的经历。纽约花店里的队
那么长，我根本就进不去，有些花店里的花都卖光了。我去了10家花
店，才找到谢尔盖最喜欢的郁金香。我还买了糖果、新鲜的水果作料
，并把房间布置得浪漫温馨。

他们在晚饭时回来了。谢尔盖的胳膊缠着绷带，其他倒没什么。
他告诉我一切都很顺利。我把花送给他，他说：“卡秋，你想看电影
吗？我们给你带来了一盘录像带。”

“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

“不过挺吓人的。”

 “没关系，我喜欢吓人的片子。”

保罗把带子放在录像机里。那是谢尔盖做手术时的录像。摄像机在
他的身体里。“你看，这就是坏损的部位。”谢尔盖指着他肩膀里一
些坏死组织说：“现在医生在把它们清除出去，看。”

 这可真叫人恶心。我在美国的第一个浪漫的情人节算是完了。

  医生告诉谢尔盖他必须回去再做一个手术。他已经发现了撕裂的
旋转肌，这个伤很严重。他们约好在4月中旬做手术，就在我们婚礼前
几天。

谢尔盖独自飞回了美国做手术。尽管他只是去几天，我却非常非常
担心，因为他每次都是和我一起去美国――我们很少独自旅行。

 我忙着为婚礼做准备。婚礼实际上是在两天里举行的。官方规定的
婚礼是4月20日，我们领结婚证的那一天。8天后，4月28日，是尼古拉
神父主持的教堂婚礼，以及朋友们参加的宴会。不幸的是玛利娜那天不
能来。我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的婚期，但她说她已经签约去渥太华当教练
了，4月22日就要起程去加拿大。她不能改变计划，不过她说如果我们
需要帮助就和她联系。她叫我们不要忘记她。

手术后，谢尔盖没有给我打电话，因为他第二天就飞回来。我去机
场接他时，给他带了一朵红玫瑰。我以前从未去机场接过他，今后也不
会再去了。那是惟一的一次。他从海关出来时，脸色很难看。保罗．西
奥伐讷斯送给了他两个鹅毛枕头作为结婚礼物，谢尔盖把枕头夹在好胳
膊的下面，另一只胳膊缠在绷带里，小包挂在肩膀上。他一直在吃医生
给他的止痛药，所以看上去像醉了似的。

他的样子真滑稽，我忍不住笑了。我知道那样不好，但是看到他安全
回来，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没法不笑。

 第二天早晨我们去领结婚证，之后，将有一个小型的聚会，只有家
人参加。那天，我没有穿婚纱，但只要拿到证书，就意味着我们已成合
法夫妻。谢尔盖拿着一大束玫瑰花来接我，但他忘了带护照，领结婚证
是需要看护照的。他回去取护照，我则去向官员解释他得迟到一会儿。
我担心如果我们那天错过了时间，恐怕还得再等3个月才能拿到结婚证。

 谢尔盖取回护照后，仪式就进行得很快了。叶戈尔是他的伴郎，我
的伴娘则是在叶戈尔家遇到的一个女孩儿，也叫卡嘉。我对她真的不太
了解，但我不能让妹妹玛利娅作伴娘，而我又没有其他亲密的女朋友。
仪式结束后，在我父母家中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那天惟一让我伤心的
是，在我的童年生活里占据重要部分的姥姥没能来。她得癌症，住进了
医院。

那是我们在谢尔盖的新居里度过的第一夜。他并没有抱着我跨过门槛
――这不是俄罗斯的风俗――而且即使他想这么做，因为肩膀的缘故也
做不到。他几乎无法在结婚证书上签字。母亲把房间装修后，我还是第
一次看见。房间很美，她把起居室和厨房之间的门拆除了，这样就有一
个拱顶，房间里摆了一张小桌子，两张扶手椅和一张折叠床，已经打开
了。她还留下了一瓶浸在冰里的香槟，还有鲜花。这个房间是她送给我
们的最好的礼物：谢廖沙和我的一个新天地。

我有了一种新的感觉，倒不是更紧张，而是我等着和谢尔盖结婚等了
这么长时间。以前我们在其他许多地方都同床共枕过，但既然我们结婚
了，我觉得我得做些不同的事，特别的事。我想也许我是希望能像在巴
黎那样。但那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家，我可以在家里照顾我
的谢廖沙，和他在一起，做他最喜欢的饭菜。

教堂婚礼是在8天后。我们的许多朋友从世界各地的表演场赶回了莫
斯科。玛利娜．克利莫娃、谢尔盖．波诺马连科、玛亚．乌索娃和亚历
山大．朱林都是从机场直接到餐厅的。速滑运动员伊戈尔．扎勒索夫斯
基也去了――谢尔盖曾是他的伴郎，还有列昂诺维奇、塔季扬娜。苔利
．弗利也从加利福尼亚赶来了，并为我们的婚礼录了像。

  婚礼于下午4点在我受洗的小教堂举行。我身米色丝质婚纱，那是
我在多伦多买的，发间插了花。白天几乎一直在下雨，这被看做是好兆
头。现在，人们好像不这样想了。但我很喜欢下雨。宣誓后，我们在教
堂里喝香槟，尼古拉神父唱经为我们祝福。然后，我们乘坐一辆白色的
梅塞德斯来到了餐厅，那是“俄罗斯明星队”的演出导演借给我们的车。

 婚宴上，大家不断向我们祝酒，喊着“苦啊！苦啊！”这是让新郎
和新娘接吻。只要客人们一直喊“苦啊！”新郎新娘就得一直接吻。整
个婚礼上，人们不断地喊：“苦啊！”至少要喊一百次。我记得那天晚
上只有在接吻时，我才见到谢尔盖。

说实话，婚礼并不是我最幸福的时刻，也不是谢尔盖最幸福的一天，
尽管他喜欢见到老朋友们。谢尔盖不愿成为焦点，而且他不喜欢所有的
女人都请他跳舞。我想人们大概觉出他有些不高兴了，因为他们没有按
俄罗斯的传统把新娘在婚宴上藏起来，让丈夫来赎。

 那晚，谢尔盖和我第一次跳了一曲真正的华尔兹。他说：“我不会
跳。”我说：“我也不会。咱们就试着跳吧。”

我们比赛时的音乐有两次是华尔兹，包括1989年的节目，我假装是第
一次参加化装舞会的少女跳华尔兹；但这一回可大不相同。我们在地面
上不是什么跳舞高手，我可以肯定地这么说。我很高兴宴会结束了，然
后我们回到我母亲那里举行了一个非正式的聚会。所有的滑冰运动员都
来了，房间里挤得满满的，都是人。停车成了一个大问题。每次有人要
离开时，都得回到楼里，重新乘电梯到11层，让大约8个人下楼把车移开。

谢尔盖和我是最后走的。我开车回到了我们的房子。记得我当时想，
看看我，从我的婚礼上开车送我的丈夫回家。这可真有趣，我已经习惯
了谢尔盖为我开车。这是婚后生活的新的一步。

  记得我当时还想，只我们两个人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中多有意思。有
人能和我一起回家，一个愿意照顾我的人，我是多么幸运。那晚，我第
一次觉得我真的结婚了。

  我们没有去度蜜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记得我们坐下来讨论过这
个问题，也许我认为尽快回到冰场上更重要。那是我典型的思维方式。
说实话，那仍是我现在的思维方式。